这时的河南，相比北方其他军阀的属地，局面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当时也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的师哲，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纮、李烈钧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民初陕西响当当的人物——国民军副司令胡景翼。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处，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这位把河南的局面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分子招贤纳士的人，就是胡景翼。

　　说起胡景翼，在民初的陕西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和于右任是同乡，青年时期经于右任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也是同盟会会员。在民初陕西起兵造反的人中，既有江湖豪杰，也有许多文人雅士，胡景翼就属于后一类。他虽为文人，为人却侠义而有豪气，喜结交江湖人士，耆帅刀客，来者不拒。在辛亥革命时,胡景翼顺利发动这批江湖朋友组织武装响应革命的号召,并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的实力派，因此胡景翼的部队鱼龙混杂，其中不少本是豫陕一帶的巨匪。早几年在陕西闹靖国军的时候，当时的陕督就直指胡景翼的靖国军是土匪。胡景翼当然不买账，他把于右任请回陕西在靖国军共事，反唇相讥说：“难道于右任也是匪吗？”那边振振有词：“于右任当然不是匪，他是被匪所裹挟的。”据说两边你来我往且打了一阵子笔墨官司。

　　“首都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让胡景翼主持河南军政，他也很努力地想作出一番事业，励精图治，致力整顿军队。他的国民二军本来就是西北军的一支，说是陕西子弟兵一点也不过分，这大概也是张灵甫和他的同学会决定来投奔国民二军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的河南省方与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洋溢着革命朝气的广东愈走愈近。胡景翼与于右任、李大钊都关系良好,借此他引进了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加入河南的军政单位，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他的军队与行政机构。但是胡景翼在1925年4月突然暴病去世，所谓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了。

　　张灵甫加入的驻豫军官训练团，原是胡景翼一连串革新工作的重点项目。驻豫军官训练团原称开封陆军训练处，是胡景翼培训下级军官以取代那些出身“绿林大学”的老兵油子的重要机构，他想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军官素质，改变旧军队的形象。但是这所军校的素质并不怎么好，胡景翼手下那种匪里匪气的部队，也让张灵甫这样的知识青年难以与之为伍，许多青年在决定投效军伍之后，仍然舍近求远,宁可南下广州，接受真正的革命军教育。

　　在联合广东革命势力的大环境下，豫陕一带的实力派也能对有志南下的青年表示理解，有的甚至主动出钱资助南下青年的路费。张灵甫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被人送钱，可是他到河南也是适逢其时，在当时云集河南有志革命的青年们中，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是继续留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还是南下广州呢?面临新的选择，张灵甫也开始彷徨起来。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给他指点迷津的引路人在开封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他几年前结识的忘年交老前辈于右任。

　　于右任是在当年的六月来到河南，其间，他应邀来到国民二军，发表了关于革命的长篇演讲。

　　于右任在演讲中对革命的定义是：“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一种反抗的行动；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有的突变现象；革命是根本解放被压迫阶级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方法；革命是舍己利人，普救众生的，最高尚最神圣最光荣的事业。”对于革命的目标和价值，他说：“(一)革命是要谋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不是谋少数人的目前的利益；(二)革命是要谋社会制度的整个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谋社会制度的局部的表面的改造(三)革命是要打倒社会上一切压迫别人掠夺别人的寄生阶级；(四)革命是要创造优美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便可孕育新的优秀的分子，更促进社会的进化。”至于如何进行革命，他认为：“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二、要民众的普遍觉悟；三、要与全世界革命势力一致进行；四、要一个真正革命的国民军。” 《于右任先生文选》（《三原文史资料第4辑》 政协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