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周筱兰的家庭背景，会给卞绍宗的毕业分配带来什么，卞绍宗心里十分清楚。有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卞绍宗和许多所谓的有志青年一样，的确把自己的命运和献身祖国伟大的农村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为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祖国的下一代。”这是卞绍宗毕业前，写在决心书里的几句话，其中有几个字比较模糊，那是被一个少女的眼泪侵湿的，那是周筱兰的眼泪。

    卞绍宗在日记里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首杜荀鹤的《寄沈明府》以自勉：“男儿仗剑酬恩在，未肯徒然过一生。”尽管社会上的一些污浊空气已经在校园里四处乱窜，但是这样的豪言壮语在一些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那里，仍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作为校学生会主席，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在决心书里的表态有什么不纯。社会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学生就业已经开始双向选择了，有些同学开始托关系、走后门往城里的机关、事业单位挤，最不行的也把目标盯向了县以上的重点中学，而他这个教育管理系公认的高才生语惊四座：“我必须回我的老家清谷县。”

    “学校不是承诺给你留校的指标吗？你将来可是母校最有资格写进校史的青年楷模啊！”

    卞绍宗说：“我感谢学校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和关爱，但是，我的决心早已下了，回清谷，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太可惜了，留校的指标多不容易啊，一年就几个，留校的，前途比太阳还要光明。”

    “这个，我十分清楚。”

    “你是教育管理专业的，去清谷县的教育机关，还是县城最好的中学？”

    卞绍宗说：“去清谷的农村。我已经想好了，去九十里铺。”

    “九十里铺？九十里铺是个什么地方？”

    “九十里铺是我们清谷县最穷的地方。”顿了一下，这个县城工人家庭出身的二十三岁的学子，目光中充满着坚毅和渴望，目光眺望着窗外的蓝天和白云，心儿仿佛早已飞到了九十里铺的穷山沟里，“我的生命应该是属于九十里铺的，我深深地爱着九十里铺的一草一木。”

    这话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名言：“我是爱南开的。”只不过，人家那是南开，校长是大教育家张伯苓，而九十里铺是个偏远西部的山区中学，校长庞社教是个刚由民办身份转为公办的农民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风光赴任的卞绍宗，当时还不会吸烟，甚至连香烟盒都未曾摸一下。换句话说，他的精神世界本身纯净地像一支未点燃的香烟，洁白而又典雅。他把教育教学工作当作了他的全部，甚至当作人生的涅磐，自觉接受从未遇到过的乡村生活艰难困苦的洗礼和考验。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日子在岁月中重复着。

    在九十里铺中学工作了不到三年，卞绍宗宿舍的墙上就挂满了各种奖状，书架上陈列满了各种证书，如县、校级的优秀班主任证书、优秀教师证书等等，不一而足。

    卞绍宗成为母校西北师范大学自愿献身农村教育事业的典范，事迹像长了翅膀，在大学校园的教室里、图书馆里、学生寝室里广为传播。当年，卞绍宗被母校评为最感动新一代大学生的人。

    父亲、母亲是支持卞绍宗的。卞绍宗始终认为，自己的人生选择，离不开父母高贵灵魂的影响。

    有次在清谷县教育工作会议上领奖，面对镁光灯的闪烁和锦簇的鲜花，他脸前就浮现出了父亲的身影。在他记事起，在县国营机床厂当了半辈子车间主任的父亲，几乎年年都是劳动模范，年年都要兴高采烈地抱回一大摞奖状来。父亲把那些奖状看得像心肝似的，那里面，凝聚着他这个老工人的所有心血和汗水。九十年代初，厂子快要垮了的时候，他响应号召第一个申请待岗，没想到这一待岗，实则等于失业，变得一无所有。他每月只能靠民政部门送来的救济金过日子，父亲始终坚信，国营企业是祖国的半壁河山，迟早有一天，还会重振雄风。父亲四十多岁上就得了尿毒症，为了工作，他很少请假歇班，后来就累倒在了机床旁边，他一瘫痪在床，把母亲的身体也拖垮了。母亲是针织厂的，早父亲一年下岗。父亲始终开导母亲：“咱是劳动模范，是老党员，咱得有骨气，咱得为国家分忧，为企业解愁。”

    尿毒症是个靠钱维持生命的大重病，需要经常透析，卧床十年就连借带欠花去了十几万元，药费却无处报销。父亲反过来安慰母亲：“等着，等我们的厂子翻过身那天，药费全报了，身体全好了，我第一个到车间抡大锤。”

    对卞绍宗扎根农村教育事业的选择，父亲不但没有怨言，而且从被窝里伸出枯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攥着儿子的衣角，说：“爸爸尊重你的选择，这才是劳动模范的儿子，你放心地去吧，不要管我们，等厂子好了……”话没说完，就昏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