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躬，卞绍宗先是一怔，然后就呆住了。叼在唇边的烟头，抖了几抖，掉在了地上。长这么大，还没有人给他鞠过躬呢。他平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居然就在此刻。鞠躬的是他的上级，他的领导，九十里铺中学的校长。校长的腰弯下去的时候，卞绍宗根本没有意识到是要给他鞠躬，即便弯到快要八十度了，他都没有意识到，以为他要拣拾掉到地上的什么东西呢，待弯到九十度的时候，卞绍宗才明白了，他脑子顿然一片空白，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校长鞠完躬，就流着泪出去了。临走只说了两层意思：“卞老师，我只是要告诉你两个意思，第一，我是第一次给我心目中最欣赏的人鞠躬；第二，今天酒场上，真理是在你这边。但是，我为啥要站在那帮王八蛋一边，实在是没有办法，慢慢的，你就明白了。九十里铺中学，还得靠这帮土八路啊！好了，不打扰了，好好休息吧，别苦了身子。”

    从鞠躬到离开，也就几十秒钟，卞绍宗的屁股都来不及离开椅子，扶校长一把。

    又一盒香烟打开了。烟雾已不是缭绕，而是堵塞了所有的空间。卞绍宗打开了窗子，风像泻洪似的倾进来。卞绍宗打了个寒颤，却轻松了许多。让庞社教在屋子外面呆了那么长时间，他反而觉得自己真是有些欠老练。

    抽屉仍然大开着，卞绍宗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十几份求爱信。求爱信写得都很真诚，很实在，很用功，有九十里铺乡政府的女计生干部写的，有周围村小学的女教师写的，有村姑写的，也有班上的女学生写的。

    但是，谁也没看见卞绍宗和哪个女性黏糊过。

    有句土话叫皇上不急太监急。有一天校长庞社教终于憋不住了，说：“卞老师，你都二十五了，是不是该考虑了？再不考虑，恐怕就剩下村姑了，到咱偏远山村来，不仅是奉献青春的问题，弄不好，爱情什么的，说搭也得搭进去了。”

    卞绍宗笑了。笑得过于从容，反而有些做作。卞绍宗说：“工作要紧，再说吧。”说完，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故做高尚的感觉，于是又补充解释了一下：“个人问题，完全可以往后放放的。”

    昏暗的夜色有些压迫感，卞绍宗觉得有些窒息，一种回忆像刀子一样撬开了他的大脑。是周筱兰，周筱兰又闯进了他的回忆。当时，卞绍宗执意提出要去九十里铺时，引发了周筱兰一次次的追问。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去九十里铺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卞绍宗是个十分理性的人。去九十里铺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失去的将是大都市生活的多彩与浪漫，收获的却是贫困、落后、艰难、寂寞、闭塞与单调。他只是认为，自己作为学生会干部，优秀青年团员，应该到教育战线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里有一种无声的、而且是十分迫切的呼唤，那里还有许许多多山娃子仍然没有走出来。这种呼唤就像是深埋在干燥的日头、飞扬的黄土和大山的皱折里，这种呼唤和他血管里奔涌的血液一起互动着、跳跃着，使他欲罢不能。

    只是，卞绍宗可以是凡间的牛郎,但周筱兰不可能是天上的织女，这也是卞绍宗潜意识里最大的悲哀。这是他抉择中的最难，最难！

    “你，难道没想过，失去我？”周筱兰问这句话的时候，美丽的大眼睛显得十分空洞，后来就有眼泪溢出来。

    卞绍宗感觉到自己头皮的肌肉绷得很紧，但他还是回应了周筱兰眼泪汪汪的质询，说：“我根本就不敢想，真的不敢，但是……”

    “仅仅是不敢想吗？”周筱兰说，“其实我是理解你的，为了爱，我替你把决心书抄一遍吧！”

    “……”

    这是卞绍宗最悲壮的一次恋情。在九十里铺的所有日子里，在九十里铺所有的暗夜里，香烟成了卞绍宗最忠实的伴侣。最难以忘记的是第一次吸烟时的情景，那是批改完最后一沓作业后，夜很深，不时有狗咬声划破寂寞的夜空。他的目光像钻头似的穿过桌面，停留在抽屉里周筱兰寄来的信上。

    信中，周筱兰邀请他赴省城参加她的婚礼，对方是一个私企老板，名字叫冯必达，是省城的十大私企明星。读到这些文字的第二天，他就去镇子上买了一包香烟，是清谷牌，其实，这世间最不缺的恐怕就是香烟，而且香烟的牌子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连傻子兴许也会闭了眼睛说出几十个品牌来。清谷牌香烟的烟质当然不怎么好，苦中带有一种涩味。清贫的日子，除了咀嚼枯涩，还能奢望什么呢？他点着香烟的时候，重重地呛了一口，眼泪像注了水的气球突然爆裂了，四下飞溅，同时飞溅出来的，还有清冷的涕液。

    卞绍宗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吸烟，居?如此地狼狈不堪。

    那晚，他整整吸了一盒烟。他终于在极度的困倦中合上了眼睛，不是睡，而是被吸晕了。这么拖下去，是不是最终要找一个村姑呢？他为这个问题大吃一惊。

    第二天，九十里铺逢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赶集。不仅仅是提不起精神，主要是受不了山民的长吁短叹：“瞧瞧，他就是城里来的卞老师，教书有一手呢，可是这世道，即便把咱山里娃都培养成朝廷的状元，没钱，还不得回来种地，这城里人还不是白露了一手。”这话他不止听了一次两次，再听，他的脑袋会炸裂的。

    赶集是为了买菜、买醋和酱油。错过集日，一个星期只能就咸菜吃干馒头。这一周，他果然是在咸菜就馒头中悄然度过的。夜晚，路过学校的山民意外地发现，卞老师窗前的灯光再没有亮过，大多数时候，只他一个人的窗子平静而执拗地亮着，其他老师早就回家耕、种、碾、打，最后把疲惫的身子倚在婆姨的臂弯里，乏牛一样打呼噜了。

    调动回城，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是背叛。

    不过他还真的想了，那是一种下意识的想。有次卞绍宗给一个在南方外资企业当中层管理的老同学的信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能否返回县城的问题。

    对方信中说：“亲爱的老同学，你又天真了，你也不想一想，响应号召去农村，后又出尔反尔返城，那不是自打嘴巴吗？再说，你这样的人返城，教育局也不会答应，人家会骂你披了英雄的外衣当狗熊，负面影响太大了。你目前摆脱困境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扔了这碗饭，去南方给外企打工，当个自由人，谁也约束不了你的行为和选择。”

    去南方给外企打工，他可真没有想过，那不是他的追求和理想。

    那么，他的追求和理想是献身偏远地区农村教育事业吗？卞绍宗本不想把自己献身九十里铺和崇高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觉得，崇高这个字眼太神圣、太遥远、太精致、太奢侈、太玲珑，不能轻易借用的，但是，当一个当代有志青年抛去本应该得到的物质生活乃至美好的爱情，甘愿到穷山沟里贡献自己的青春，这不是崇高又是什么呢？滑稽的是，现实却又容不得崇高，这样下去，献身可谓越“陷”越“深”，最后有可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尸骨无回。

    他突然觉得这个问题严肃得让他不寒而栗。

    又一个清冷的乡村之夜，像一个巨大的黑锅倒扣下来了。卞绍宗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辗转反侧，都会有一种痛，好像浑身布满了尚未板结、愈合的伤疤，有伤疤必然会有伤口的，但这伤口看不见，摸不着，属无口之伤，毫无悬念地、客观地存在着，在心上，在肝上，在脾上，在所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