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当县政府办公室的小车停在九十里铺中学门口的时候，卞绍宗没有感到一丝的惊讶。

    临走之前，卞绍宗前往乡政府和栾建民道了别，栾建民长叹一声，颇为伤感，说：“卞老师，说句良心话，就你的学历、才华和城里人的身份，理应该有个好的归宿。今后，就是官场上的人了，这条路不好走，至于将来的进步，我可是一点都帮不上你什么了。”

    看着眼前的栾建民，卞绍宗怎么看都觉得像个活脱脱的俘虏。不过对栾建民刚才的话，卞绍宗倒可以判断是肺腑之言。好的归宿，当然是人之追求，至于自己的将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能奈何得了什么呢？想到这里，卞绍宗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语气竟然也有些艰涩，说：“栾书记，我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怎样的路，今后，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你能干到这一步，也挺不易的。”

    栾建民说：“谢谢理解！说真的，干到乡领导这一步，我也不是凭关系跑后门争来的。我从一个放羊娃干到这一步，仕途上已经满足了，自己没啥本事，爱穷折腾，一直想把九十里铺发展起来，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组织上对我是肯定的，但是在老百姓那里，落了一身骚。”

    这些话看似颓废消极，却隐隐流露着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境界，卞绍宗不由地把栾建民的话和墙面镜框里证书上栾建民的简介联系起来，又想到了庞社教对他总结似的的评价，不由心里感慨，人啊！特别是乡上的领导干部，来自各方面的评价如果能一致起来，那简直是万难的事情。譬如栾建民，说他是完人显然不对，说他千疮百孔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庞社教说的，也只有栾建民，才能压住九十里铺的盘子。如果不能用好坏的标准判断一个人、一个领导，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呢？

    卞绍宗有意把口气变得客气一些，就说：“栾书记，实事求是地讲，在你这里，我也得到了锻炼，如果没有在你这里文字材料的实践，县里也不会这么关注我，而且破例借调我。”

    栾建民说：“这倒也是。”栾建民的表情突然平静下来，“卞老师，说真的，九十里铺的干部群众，背地里叫我栾瘸子的，我想大有人在，你想想，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催粮要款，刮宫引产，群众能喜欢我吗？但是当着我的面敢叫我栾瘸子的，到现在为止，也就一个人。”

    “一个人？谁啊？”

    “就是你啊卞老师。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

    卞绍宗疑惑了，看着栾建民的一张胖脸，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二十年前在村里当支书那阵，有次步行去公社开会，路上有人开山炸石，山下正好有一个挖野菜的小女娃，眼看一块石头要砸到她，我迎着石头扑过去，小女娃得救了，我的腿却当场砸瘸了，我挣扎着去了公社。这件事情，我给谁都没有提起过，都以为是年轻时干活闪了腿呢。这几年乡上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有人就借题发挥，说是早些年爬人家媳妇炕时被人家男人打的。”栾建民苦笑一声，“如果不是因为你当着我的面叫我栾瘸子，我是不会告诉你我这个秘密的，也希望你继续为我保密。我不想把自己涂抹成英雄，何况我本身就不是，当英雄，多累啊！我喜欢和甄芹芹在一起，我需要她，她需要我，我不怕人家说闲话。”

    卞绍宗说：“照你这么一说，你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汗颜了。”

    栾建民说：“你这是取笑我，你一个城里娃能到农村来教学，这本身就是活雷锋，而我们这些人并没有为你的行为感动，可见我们的良心已经坏得不轻了。”说到这里，又换了个话题，“卞老师，我厚着脸皮问你一下，那个东西，还在你那里吗？”

    卞绍宗略微一怔，说：“什么东西？”

    栾建民的脸又有些发红，说：“就是安全套啊。”

    卞绍宗一时反而有些发窘。那个安全套，卞绍宗借调到政府办的第一天起，就扔掉了，既然已经借调到了政府办，安全套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当时扔得坚决而断然。他甚至不想再回味这件事情，事情源于一个安全套，感觉总是有些龌龊，心理上总有一种别扭和下作的意思。能忘掉就忘掉吧，再摆到桌面上来，那可真有些煞风景。

    卞绍宗只好说：“哦，那个东西啊，其实我根本没当回事情，搁哪里了我都忘记了。”

    卞绍宗之所以这么说，是想给对方传递这么几个信息，一来自己堂堂人民教师，对如此不齿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二来表明这个东西仍然存在着，尽管早已忽略，但是一旦拣拾起来，仍然是他卞绍宗手里的一张牌。他现在越发觉得，真正看清一个人，实在太不容易，既不能轻信也不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