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感恩是人性的表现，也是做人的基本法则。不知怎的，卞绍宗一直感念那个长者模样的领导同志，就像有一种情结似的。他在想，多么朴实的领导同志！就是他，就是唯一的他，接受了自己呈上的清谷牌香烟。潜意识里，他几乎隐约把他看作了仕途上效仿的样板。毕竟，在官场，他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的支撑和心灵的默契。

    记得那天调研完毕后，和他分手时，谈话不到三句，就聊到了做学问上来，甚至聊到了宋代的官人、学人苏轼和范成大。由于聊得尽兴，就和其他领导拉开了距离。长者显然对苏轼的官品、人品极感兴趣，聊到动情处，伸右手，展食指，一边轻轻朗诵，一边在空中狂草起苏轼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指走天地，臂翻龙蛇，顷刻间一幅酣畅淋漓的书法作品大功告成。这悬挂在天地之间的人间杰作，只有他卞绍宗和长者才能读得懂、品得到、看得明。

    别人，岂有此慧眼？！以天地当纸、空气为墨、手指当笔者，岂不只有顶天立地之人才能所为。卞绍宗热血沸腾，晃如高山流水之间，觅得千古知音。想到高山流水，他就进一步想到了当年周筱兰在咖啡屋用古筝为他演奏的《高山流水》，想到了乐师俞伯牙和谯夫钟子期故事，想到了“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自己和这位长者，属于“子期亡故，伯牙破琴绝弦”式的知音吗？

    临走，卞绍宗诚恳请求：“您饱学诗书，满腹经纶，书法方面理当大家了。麻烦您百忙之中，赐我一幅您的墨宝。”

    长者欣然应允：“好的，好的，看得出来，在官场，你乃谦谦君子，后生可畏，给你赠送我的拙作，我当选好词儿啊。”

    这使卞绍宗特别感动，紧紧地握了长者的手。

    回到办公室，卞绍宗就绕着圈子打听这位领导的情况。他不好意思到主任那里去打听，担心被认为是赤裸裸地和领导套近乎。他把印象中的模样给其他秘书反复描述了，都说不认识。有的秘书表情揶揄地说：“你描述的形象也太像领导干部了，但是领导干部我们都一清二楚，你说的该不是部、省一级的领导吧？”

    惹得大家都笑了。

    有人提醒他：“那，他当时坐在车内什么位置？”

    卞绍宗回忆说：“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座位。”

    “那不就清楚了，除了落魄的秘书，谁还往那里坐啊！你说的哪是领导同志，他叫孔令谋，是统计局丁局长的秘书。他呀，可是下面基层有名的元老级秘书啦！从交通局调到财政局，从财政局调到工商局，又从工商局调到统计局，一直在基层打转转，越调越背了。”

    “哈哈哈……”大家都乐了，乐得很开心，很放肆，仿佛是欣赏到了一出无比幽默的滑稽剧，而卞绍宗就是这出滑稽剧的总导演。既然导演是县领导的大秘，那么这欣赏中就夹杂了善意的嘲讽。

    “啊！”卞绍宗惊愕地差点就张大了嘴，他努力没有让嘴张开来，这一声从胸腔里发出来的感叹词刚到了喉咙那里，就被他一口吞咽了下去，像吞下去了一个石头，一路轰鸣着掉进肚子里去了。他得处世不惊才是。

    他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产生了怀疑。就身份而言，原来那个长者模样的人比他卞绍宗还要低贱，用机关的习惯用语，就是他卞绍宗尽管也是秘书，但是卞绍宗是上面的，而长者却是下面的。

    卞绍宗后来就了解清楚了，下面的这位老秘书的笔头子，可是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圈子里人称“老笔杆”。“老笔杆”早年毕业于省城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最早在交通部门工作，曾是市、县公路、桥梁建设中不可多得的专业技术人才，但他太爱较真，动不动就指责人家这个桥那个洞是豆腐工程，落得里里外外都尴尬，后来就长期坐冷板凳，再后来就转了行，凭着一手漂亮钢笔字和锦绣文章挪地方搞上文秘了，但他当了几十年秘书，照样没被提拔重用，眼看就要退休，组织上照顾性地给他批了个主任科员，等于落实了一个正科级待遇。据说孔令谋是孔夫子的第七十代孙子，属于家谱里传下来的“令”字辈儿，这事如果让二千年前的孔圣人知道了，不知做何感想。

    这就是一个“老笔杆”的人生悲剧。

    这样的悲剧对于卞绍宗来说，就像一注清醒剂，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这一清醒，仿佛在战地前沿潜伏时有探照灯忽然射过来，立时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回味那天调研途中清谷牌香烟带来的尴尬，他突然庆幸上苍冥冥之中给他的这种蓄意安排。也许，他人生的道路上，缺少的，正是这种尴尬，需要的，也是这种尴尬。从一定意义上说，清谷牌香烟，使他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对“老笔杆”孔令谋有了新的看法，良心上，他感谢“老笔杆”维护了他的尊严和面子；理智上，他绝对不买“老笔杆”的帐。买他的帐，就是步他的后尘，与他一样陷入人生的尴尬境地。

    想到这里，他突然又想到了父亲，父亲心里只有一根弦，只想着无私奉献，在工厂辛辛苦苦半辈子，得到了一大堆虚无飘渺的荣誉和光环，身体却最终累垮了，至今瘫痪在床，无人问津，到底图了个什么呢？那天他去劳动部门咨询父亲的医药费问题，才知道企业的家底儿早就光了，高层管理者除了被抓的，有的借助厂子原有的供销渠道和各种资源，另起炉灶当起了老板，一个个都发了。只有工人的下场最惨，各奔东西，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像一群困在雪地里觅食的草鸡。许多工人都集中起来到有关部门闹了几次，惟独父亲不参与，用他的话说，就是：“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惹得工人们都不理。

    孔令谋的结局应该比他父亲强多了，那么反过来，父亲是不是迂腐得有些没有道理了？

    父亲比孔令谋要可怜得多。卞绍宗想，病魔侵袭的何止是父亲的生理组织，还有他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组织。

    “去你妈的孔老夫子！”卞绍宗点燃了一支红中华香烟，他先是吞进去了一部分烟雾，然后让剩下的烟雾慢慢喷出来，形成一个又大又圆的圈。红中华的味道到底怎么样，他可是一点都没品出来。他的整个心思，根本就没在烟上。

    他必须要找回红中华一样的尊严，彻底舍弃清谷一样的卑微。甚至，甚至将来有机会，他要让嘲笑过他的干部亲自给他点上一支红中华。

    不！让嘲笑过他的人点烟算不了什么，该给他点烟的人太多。他首先要让教育局局长苟长利为他点烟。

    令卞绍宗回味无穷的是，第一次给他点烟的最高领导却是九十里铺中学的校长庞社教。自从进城后，卞绍宗仿佛草鸡变成了凤凰。九十里铺中学的教职员工每次进城都要带些东西给他，其中最多的要算清谷牌的烟酒了。校长每次给他点烟，总是说：“卞秘书，九十里铺中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你给上面多吹风啊！”而那些当初的穷教师们，进城见了他居然有些缩手缩脚，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将来卞绍宗发达了，也捎带给他们一点运气。在他们眼里，他仿佛成了救世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受别人送来的东西，他甚至想到了这或许就叫受贿，他奇怪自己怎么就把这十分廉价的香烟和贿品相提并论了，看来自己骨子里还有“老笔杆”孔令谋的影子。

    卞绍宗“噗嗤”地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