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卞绍宗就成了县扶贫办公室的主任，而且一步到位，越过副科这一档，直接变成了正科级。秘书班子成员的提拔，一般都很敏感，这不仅仅因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提拔是迟早的事情，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提拔者担任什么职务。卞绍宗当上扶贫办的主任，在圈子里引起了一些议论。扶贫办听起来是个穷部门，实质上是个肥差事，每年过手的扶贫款就有几千万。

    但是，扶贫办主任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最起码应当有到地区行署、省里、部里化缘的本事。许多人都感到纳闷：难道，卞绍宗玩得动这个？

    只有卞绍宗自己清楚，组织上为什么偏偏给他安排这么一个职务。牛星灿给他谈话时就说：“小卞，你从九十里铺到机关来，支持你的人不少啊，我接过省里来的电话。好钢，我们就得用在刀刃上，咱们是穷县，地区财政也捉襟见肘，扶贫工作，最大程度上靠得是省里的支持，你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吧。”

    一句话，卞绍宗眼前豁然开朗。他想到了周筱兰，以及周筱兰背后的巨大无比的权力。省里的电话打到县里，简直就是上帝的声音了，一切的逻辑将不再成其为一般逻辑，成为另一种比逻辑还要逻辑的逻辑。它可以点化一切，让石头变成金子，让蚊子变成狮子，让丑妇变得美艳，让泥人懂得交欢。

    点化固然重要，但是在卞绍宗看来，他本身就是金子而不是石头，是狮子而不是蚊子。

    既然省里的电话是打给牛星灿的，那么自己在牛星灿这头得宠就有了条件，但是在县委书记甄文明那头，则有可能失去一份信任。卞绍宗现在可是看出来了，甄文明和牛星灿的握手更加频繁，微笑更加近似于真诚，如果套用用“老笔杆”的逻辑，两人也许已经水火不容了。

    从政策上讲，干部的提拔任用依据的是《干部提拔任用条例》，而在政策的背后，却始终能看到一个偌大的无形的市场，主导这个市场行情的，不是什么制度什么条款，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权力的具体操作者。甄文明和牛星灿就是这样的具体操作者。卞绍宗提拔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又一次登门拜访了牛星灿，然后背过牛星灿，悄然地、郑重其事地拜访了甄文明和组织部部长。

    拜访甄文明时，他带了两千元的红包。卞绍宗反复琢磨了，这个数目不大也不小，说大吧还真的不算大，只是个人情，够不上行贿，说小吧也确实不算小，够给父亲买两瓶进口药的。

    甄文明说：“小卞你这是干吗嘛。”

    卞绍宗说：“书记，说穿了这点钱真是个小意思，是点茶叶钱，您让我负责扶贫办工作，这为我实实在在为县里做点事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只能用工作报答您了。”卞绍宗有意把自己任职看作甄文明的意志。

    甄文明的口气果然轻松了许多，说：“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的。之所以给你压担子，一来你的实力在那里摆着，二来省里也给我们打了招呼的。不是说这样的招呼不能打，这样的招呼是我们的荣幸，使我们看到未来扶贫工作的潜力和希望。”

    卞绍宗使劲点着头。甄文明也提到省里打招呼的问题，而且用词颇为讲究，特意强调招呼不是打给他本人而是“我们”，冲这点，卞绍宗可以判定，甄文明的城府比牛星灿要深得多，双方较量，如果按规则出牌，牛星灿显然不是对手。

    组织部很快就下发了关于卞绍宗同志到省委党校青干班学习的通知。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卞绍宗的第一反应，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周筱兰相处了，未来见面与相处的日子，一定有着更多的回味和意味。和周筱兰在省城一聚后，梳理起和周筱兰所有相处的日子，卞绍宗觉得，和周筱兰相处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很难忘，当然最难忘的就是消魂之夜了。每当繁重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服侍父亲吃完药，他就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让孤独的夜晚覆盖自己所有的思想和思绪，这时候，周筱兰白皙的皮肤、迷人的眼神、温柔的笑脸、燃烧的激情就像黑暗中的光亮，把他带到了另一方色彩斑斓的天地。

    他还想到了周筱兰那豪华、浪漫、别致的别墅，而这些，给他的思考归结起来只有两个触目惊心的词汇：权力，金钱。

    因为她父亲手中的权力，作为女儿的周筱兰的地位没有理由不比芸芸众生显赫和高贵。

    因为老公手中的金钱，作为妻子的周筱兰的日子没有理由不比普通老百姓的女儿要好。

    这就是权力和金钱的魅力。而自己，才刚刚叩响了权力的大门，他只是看到了大门里的一切，真正潇洒地跨进去尚须时日，因为他是小小的主任，而不是卞县长、卞专员、卞市长、卞省长。

    毕竟，自己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觉得，这一步，尽管显得矜持、仓促，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儿的羞怯，但是仍然值得可喜可贺。比起仍然在九十里铺艰苦奋斗的穷教师们，他完全有理由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于是，下班后，他把自行车蹬得悠然，让所有的思绪在晚风中飘散。

    他照例进行着每天回家后对父亲的悉心服侍。今天父亲的神情有些奇怪，圆睁两眼，脸上干瘦的皮肤绷得很紧，颧骨高耸，几乎要撑破单薄的皮肤了。喂药，他死活不吃。

    父亲说：“宗儿，我不想活了，别管我了，让我死吧！”

    卞绍宗吃了一惊，父亲的情绪前后落差如此之大，他有些始料未及。

    平时，父亲总是很乐观，父亲总是期待着他们的机床厂在党委班子的坚强领导下，东山再起，重整旗鼓，请他这个工人阶级出山呢，到时候，他将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身份出现在车间，胸怀朝阳大干一场革命。每当这时，卞绍宗就顺着他、笼着他，介绍目前的困难尽管多么巨大，但是前途是如何光明云云，等企业恢复了元气，一定会钢花飞溅的，机器轰鸣的，凯歌嘹亮的。有几次父亲非要让他用自行车驮着，到企业去看看，闻闻厂房里飘出来的钢铁、机床、润滑油和煤烟混合在一起的特殊味道，卞绍宗都以企业正处在困难时期，领导们都在忙着深化改革为由，拦住了。他明明知道是对父亲的欺骗，却是没有一点其他的办法，除了欺骗，还有什么法子呢？父亲的状况，需要的是虚假和欺骗，他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经不起真实。

    这是父亲最大的悲哀，比孔令谋还要悲哀的悲哀。

    卞绍宗说：“好端端的，您这是怎么了？”

    父亲说：“这么多年了，卧在床上，你们都在骗我啊！”

    “怎么骗你了？”

    “我们厂子，早就没了，是怎么垮的？是不是领导搞腐败搞垮的？”

    听到这里，卞绍宗猜想父亲是听到从外面吹进来的什么风声了，他犹豫了好久，才说：“腐败分子都被抓起来了，那些混进党内的蛀虫，法律早就把他们绳之以法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别说了，别说了，我……都……明白了。”父亲开始剧烈地喘气，说，“我现在才明白，工厂早就不管我们了，把我们当垃圾了。”

    母亲告诉卞绍宗，一大早，当年的下岗工人又来了一大帮，像一帮乞丐似的，要抬着父亲去县政府闹事。平时，有下岗职工来，母亲都私下劝他们千万不要告诉老头子企业的真相，担心老头子受不了，而这次，下岗职工们根本就不理她这一套，一进门就嚷得山呼海啸：“老卞师傅，您这十多年在床上，躺得不明不白啊！”把企业的情况全端出来了。

    父亲当场就惊得眼球如核桃，都要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