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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将残勇赋春风(10)

作者:梁秉堃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和讯读书
  笔者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学习、工作了42年之久,在做戏——主要是戏剧文学和做人上,他长时间地、耳提面命地给予我们以热情的、亲切的、具体的、深入的关怀与指导,不但使我至今不忘,也会使我终生不忘。关于曹禺的为人处事,以前似乎听到了许多,甚至是有很不一致的、矛盾的地方。比如,有人说他“太会做人了” 。也有人说他“做人很真诚” 。现在读过他的日记,这倒是可以、也应该统一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太会做人了”,但是从本质上看,他确乎是“做人很真诚”。

   无须讳言,曹禺由于出身、教育、经历、性格以及他们那一代作家的职业影响,使得他一生都有些怕事,怕得罪人,所以常常是随声附和,甚至是夸张地随声附和。也许这是他“太听话了”的根本原因所在,更是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做到从心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里还要着重提到的是,他同样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不甘于此的人,努力挣扎的人。请看在日记里,他多次对于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是十分不满意的,甚至要痛骂自己一顿。同时,也只有在日记里,才能说出许许多多的真心话:“我确实感到自己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但写作时必须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点、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万分遗憾,从1949年曹禺刚刚才39岁,到1996年他86岁,整整47年,这正是他有着厚实的生活经历、深刻的思想修养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之黄金阶段,却仅仅写出了两部半戏,那就是——《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和《王昭君》。而且,他在晚年日思夜想的《桥》最后竟然也没有续写成,成为他一个终生没有圆成的最后的梦。“我连信都写不出,写文章就更难了!”这是他在多年煎熬当中,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我们仿佛真的看见了“他用尖刀扎进自己的心窝,流着血!”那么,再追问一下,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大约这里挤满了搞运动、开会议、作交代、去劳动以及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情愿和不情愿的应酬式公务。这样做到底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呢?恐怕主要的是极度浪费了时间,极度浪费和践踏了人——戏剧大师——的无可挽回的昂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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