犊子氏认为，女性也并不是男性欲望的被动的接受者，她在性爱中有时也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参与到性爱之中。出于激情和性爱技巧方面的原因，男女角色在性爱中有时也会转变。这一方面是出于女人的性欲，另外也会出于男人好奇的艳欲心理，女人在性爱中占据男性征服的角色，按《欲经》的说法，须征得男性的同意，这时的性爱姿势常常是女人在上男人在下，女人会显得像男人那样粗野、放纵。《欲经》认为，这种性爱方式更能体现一个女人的个性和本性。不过，女人的积极主动，在犊子氏看来，最终也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男人的享乐：女人主动参与到性爱之中，对于男人来说也是更大的享受。

　　犊子氏认为，性爱中的男人体现更多的是“欲”，而女人则常常是“情”的化身，情与欲结合起来，便具有了“艳”的烂漫色彩。因此，《欲经》中的女人代表的不仅是艳欲的对象，而且是艳欲的主体，男人需要理解女人的感情和感受，以便在性爱中得到更为完美而充分的享受。

　　不过，对女人在性爱上的“情”，犊子氏认为也要加以克制，不可使情感泛滥以至于决堤。女人通过性爱常常会对男人充满爱情，这种爱情常常表现为情感上的完全占有，女人无法忍受她的爱人提起别的女人尤其是引起她嫉妒的女人的名字，否则的话，她便会与他争吵、大闹以至于怨恨、愤怒。《欲经》认为，女人的感情不可由爱转为恨，即使是男人犯了再大的错误，女人无论为此多么生气，也无论女人如何哭闹，女人依然要爱男人，千万不可酿成大错而走向极端，这与西方女性的离家出走可谓是云泥之别。印度文学中没有类似于西方文学中美狄亚一类的刚烈女性形象，她总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与男人进行点有节制的抗议，她最有效的抗议手段便是哭泣，并随时准备与男人妥协。《欲经》常常教导女人如何进行哭闹、争吵。显然，犊子氏的这种观点依然使男女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之中，这与印度社会结构中女人所处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不过，犊子氏写《欲经》，其意并不在于改变当时印度的社会结构状态，他是着眼于性爱的享受来引导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