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生于1904年4月9日。父亲是一个小商人。王明6岁入私塾，秉赋较好，8岁就能写对联。16岁时，入安徽省立三农学校学习，这是个革命气氛很浓的学校。是值五四运动之后，校园里充满了生机。学生们爱国意识很强，王明在这个环境里也受到感染，偶尔也有进步的举动。1924年，王明从三农学校毕业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梁仲明，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苏联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同时，梁仲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组织与活动，更使王明大开眼界。于是王明便走了与其他激进青年一样的道路，开始写文章　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诸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也开始出现在他的文章　里。1925年当五卅运动发生，蒋经国在上海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王明也在武昌参加了由中国国民党党部组织的活动。他在这些活动中崭露头角，当上了武昌学生联合会的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青年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得知国共两党正在招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前去报名，后被录取，与蔡和森等50余人一起前往苏联，与蒋经国求学于同一校园。

    到莫斯科后，王明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较快地掌握了俄语，他便决心出人头地，当人上人。

    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央支部局实施《训练工作指导纲要》。“纲要”的本质，与笼罩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潮完全一致，王明以为要想在这个环境里“有所作为”，首先要讨好顶头上司。于是很快学会且开始实践阿谀奉承的本领。

    王明看出，由于苏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同情托洛茨基而逐渐失宠，遂选择了得宠于斯大林的副校长米夫，想方设法向他靠拢。在米夫眼里，这个王明独有其聪明才智，也乐于提拔。这样，王明在1926年暑假学生公社改造时当上了主席。后来，米夫到中国考察工农运动和革命情况，需要一个翻译和助手，王明又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对于王明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显示自己的机会。他陪同米夫于1927年1月起身来中国，先访问广州，后又访问上海。那时，上海的工人起义刚刚胜利，米夫自是无比高兴。四一二事件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米夫在中国让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内，坚持与国民党继续合作，遵照这个指示，米夫在4月27日至5月9日间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为了培植亲信，以便严格地控制中国共产党，曾经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部长。经过讨价还价，陈独秀让王明担任了中宣部秘书，并兼《向导周报》编辑。王明在中国期间，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以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支持让中国共产党与武汉政府的左派合作。出人意料的是，武汉政府的左派没有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设计与中共合作到底，该年7月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王明与米夫只好一起回到苏联。

    回苏不久，米夫就取代拉狄克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有了这层关系和经历，王明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以看出，在当时，蒋经国完全不是王明的对手。

    “江浙同学会”风波，就使蒋经国领教了王明的厉害。

    从国共关系恶化，中苏两国断交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没有国民党学员了。中国革命的挫折不仅激化了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同时苏联的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所反映。因为苏共要把本党的观点立场变成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或绝大多数支部的观点，以求思想的统一。如此一来，建立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就因为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而卷入反对“托派”的斗争。此时，王明控制的支部起了作用：凡是同情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一律严厉制裁。同时，王明还以自我为中心，顺者昌，逆者亡。

    尽管王明有米夫做后盾，同学们仍是不服气，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与王明对立。这些反对王明的同学，多是江苏、浙江两省来的。为了制服他们，王明运用了从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学到的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的“锐利武　器”——对从事反党活动的小集团，一经确定，立即消灭。于是，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一案，肇启了党内斗争的罪恶先例。

    事情的经过是，当时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的蒋经国、肖劲光、左权等人享受红军军官待遇，每个月的津贴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多出不少。1925年春季，蒋经国收到他原在中山大学的同学的来信，大意是说：我们要搞一个江浙同学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常常接济我们一点钱，作为会费。蒋经国看完信后就随手放在抽屉里，然后写了封回信，信的大致内容是：你们的学习和生活可好？很想知道你们的情况。我现在特别忙。你们信中要的“会费”，很抱歉，这个月我交不了，钱都用完了。下月一定补交。可是蒋经国万没想到苏联的内务部到处派人监视所谓的“重点”人物，他也在被监视之列。他扔在抽屉里的信和他的回信全部被“缴获”送到有关部门，最后转到王明手里。王明如获至宝，开始紧追不舍。

    首先，他采用“无罪推定”的伎俩，肯定这个“小组织”的存在，并且给它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便是反对他的那些同学，而会长则依信件为据，自然就是蒋经国了。

    然后，王明开始行动。他向米夫做了汇报，强调阶级斗争的复杂与尖锐，特别指出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参与在这个小集团之内，并被推为会长，更是一个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极为重要的动向。

    接着，王明向米夫建议请向忠发来中山大学做报告。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可他敢说敢干。他本是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的，后来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九次全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左”倾情绪严重，对知识分子干部表现出不信任和反感，片面地强调领导层的工农比例，所以这时的向忠发在莫斯科很走红。王明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向忠发的声望，向他的对立派发难。王明给向忠发提供材料，向忠发也未做调查，便信以为真，于1928年8月14日开会发言，严厉批判这个“反革命组织”。会后，一些人被逮捕，一些人被开除，学生中人人自危。

    王明在莫斯科利用向忠发对那些反对派进行了报复，而在列宁格勒的蒋经国也在劫难逃。他是“首犯”，焉有不治罪之理？于是勒令让他“交待”。可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这类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是不“交待”，有关部门又不放过他。他真是有口难辩，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虽然蒋经国后来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是那些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敢于同王明的错误行为做斗争的正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扭转了局面。

    常言道：物极必反。那些被王明污蔑为反革命的“江浙同学会”的同学们开始很害怕，王明也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就越发起劲地威逼他们。同学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他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情况，请求帮助。也有正派的同学给蒋经国写信，对他进行安慰，让他沉住气。

    当时，周恩来作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正在莫斯科。此后不久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新选举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也留了下来。他们二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调查这个已闹得很难收拾的案件。

    周恩来和瞿秋白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了解，与苏联内务部接洽，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1928年8月15日，瞿秋白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监委以内务部的调查材料为依据而做出的结论提出异议，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的“江浙同学会”。

    是年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三方联合调查组重审此案，最后彻底否定了王明捏造的所谓反革命小团体。至此，蒋经国的冤屈才算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