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对于在日寇侵略下的中国人民，王明等人为了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而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其结果只是给参与斗争的人民造成无谓的牺牲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王明极“左”路线的另一个恶果，就是把有可能团结抗日的广大中间阶层推向敌人的阵营，从而破坏和极大地削弱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有生力量。

    在极“左”思潮不可一世的情况下，王明又于1931年回到莫斯科。从此时起，他就是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红色“麦加”，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他是说一不二了。而此时蒋经国，又等于进了“如来”的手中。由于蒋经国对王明不满，时不时对王明露有微词，后来便传到了王明的耳朵里。王明对几年前整“江浙同学会”败北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而这时的蒋经国又让他抓住话柄，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非要给这个反革命魁首之子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他通过共产国际向苏共有关部门表示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向反革命魁首的儿子交出丝毫的权力，从而建议工厂取消对蒋经国的推荐，不再提名他为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结果，蒋经国这位还未到任的副主任，在萌芽中就被判了“死刑”。接下来，王明又提出制裁蒋经国的新的建议，要他到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泰去开采金矿。

    蒋经国得到消息后，有高兴之念也有恐惧之忧。高兴的是，如果去到阿尔泰，就可摆脱王明的控制，少遭劫难；恐惧的是，阿尔泰天气寒冷，终年是冰天雪地，自己的身体可能难以适应，再一考虑，即使到了那里，王明的“权威”也难以逃脱，他可随时通过苏共对他进行“遥控”。于是，蒋经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留在莫斯科的请求。最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网开一面，把蒋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说当初到工厂做工对蒋经国还有看重一说，意在对其进行锻炼培养的话，那么此次到农村去贬义色彩就重多了，也可以说是成为其父从政的“替罪羊”。

    但无论客观上做何评论，作为蒋经国来说，主观上一直都很积极。在工厂，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他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同工人打成一片，学到了不少东西，一度曾受到器重。此次到农村，他则开始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农民。他生活在俄罗斯农村，过的是一个贫苦农民的生活，有时比农民还要苦，几乎到了风餐露宿的境地。在逆境中，他自强不息，学习犁地、耕田，用自己的勤劳又迎得了农民的拥戴，最终被选举为集体农庄的副主席。可以说，学工也好，务农也罢，蒋经国既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也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而这些经历，都在他的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

    到农村“改造”近一年，蒋经国被召回莫斯科。此时，他面临的是中国大地和苏联境内一片倒蒋和反蒋的声浪。

    这时王明已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地位更高，权势更大了。根据周围的政治气氛，蒋经国没能在莫斯科呆下去，又被安排去了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行劳动改造。

    到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蒋经国从其他渠道得知，王明关于他的安排去向问题，曾给共产国际和苏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好把蒋经国调到西伯利亚的雅库特或者阿尔泰地区，让他在离莫斯科几千里远的金矿里工作，但千万不要让他到远东去。”当时王明的考虑是远东对他来说是“天高皇帝远”，鞭长难及，再则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如瞿秋白、吴玉章　等经常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开展革命工作，而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王明特别憎恨的，他担心蒋经国如身临其境与那里正直的人士联合起来，他就无法控制和摆布了。

    既然蒋经国脱离不了王明手心，就得任其摆布。最终还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进行劳动改造。

    蒋经国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拖着大病初愈的软弱身体，带着那只早已破烂不堪的箱子，艰难地向阿尔泰进发。

    到了阿尔泰，蒋经国目睹的是一片冰天雪地、罕见人烟的荒凉，他不由得联想起在书中读到的当年苏武被放逐的景象，此时若在耳畔响起悲凉的箫乐，叫任何人都会潸然泪下。

    进入了矿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矿区外围的铁丝网，看上去就像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用它“包围”这些形形色色的“罪犯”，真是万无一失。矿区的地形非常开阔，几乎是寸草不生，很有利于看守犯人，如有逃跑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再加上此地一年中的大多时候都是冰雪覆盖，即使逃跑者侥幸能逃出矿区，也会被冻死在半路上。其次，蒋经国看到的是那众多的看守人——他们沿着铁丝网密密地分布着，一个个荷枪实弹，忠于职守，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劳改，蒋经国对自己的身份还比较模糊的话，而这里的客观环境已很清楚地告诉了蒋经国此时自己的身份。

    艰苦的劳动改造开始了。

    犯人们睡的是通铺。每天天刚亮犯人们就起床，进矿井工作两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又到矿井里工作，直到晚上天黑了收工后才回到地面上来。为了让犯人“服罪”，中外统治者同样地使用着苦其皮肉劳其筋骨的办法，以表示对罪犯的惩罚。而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劳动是光荣的事业，为什么要把这项事业独让罪犯从事呢？蒋经国开始考虑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矿区里刑事犯打政治犯，男犯人轮奸女犯人的事时有发生。一次蒋经国看见一个男子在纠缠一个姑娘，吓得姑娘直喊“救命”，蒋经国便上去拦住那个男人，放走了姑娘，结果被那个男人一顿拳打脚踢……人们却装作没有看见，匆匆走开。事后，好心的难友告诉他：“我们这里的姑娘妇女没有一个得以幸免。上帝保佑我们是男人。请你时刻记住：我们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我们是会干活的动物。”另一个难友对他说：“你不要按照什么人的尊严，像高尔基说的什么‘大写的人’去看待你自己和别人。”看到和听到这些，蒋经国感到地狱一般的可怕和阴森。矿上的人忍耐着，各自为了不同的理想和责任忍耐着这猪狗般的生活。此时的蒋经国同样也在煎熬中等待着，至于到底等待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出去了，回到王明手中也不轻松，要回中国去又不可能，可是不出去，在这矿井里就永远是黑暗。这黑暗将吞噬他的一生，他又不甘心。索性就听天由命吧。

    也许是因为蒋经国劳动改造“表现”好，也许因为此时什么人的政治需要，认为他还有用，万不能在此地消失……他到矿上还没到一年，就又给调回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了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上了一名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