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泰警备司令赖传英有黄埔军校一期的老牌子，号称江西地头蛇，过了万安十八滩就是他的天下，肩扛少将军衔，并且是省长熊式辉身边的大红人。赖太太依仗丈夫的势力和地位，对蒋经国的“三禁”令置若罔闻。闲得无聊，便邀了三位太太在家打麻将聚赌消遣。当听到警察的敲门声，另两位太太慌忙从后门溜掉，赖太太奇胖跑不动也懒得跑，因为赖家私宅八字门头上写“惟吾德馨”，以为没人敢闯。赖太太不在意，没动地方，专署军事科长杨万春的夫人也就陪着赖太太没跑，结果是赌具赌犯俱在，被警察抓获。

    如何处理这两位极不寻常的赌徒？难坏了警察局长。按照蒋经国规定的处理赌徒的办法：一不罚钱，二不坐牢，而是让他们到赣州公园中新建的抗日阵亡纪念碑前罚跪3天，每天6小时。现在抓到的是“司令夫人”和“科长太太”，如果真的将这两位太太押到公园去罚跪示众反省，将会得罪于军方和省府。赣州城里的民众也都知道赖传英的身份和背景，不相信谁敢碰他的太太。

    蒋经国也是颇费苦心地权衡了这个问题，再三考虑，自己的施政方针不能随便改变，实行“三禁”的“霹雳手段”不能成为一句空话。如果因为背景特殊而放了这两个“太太”，那么自己在赣州就会失去民心，“大公无私、除暴安良”的口号就会成为人们街谈巷议、讽刺自己的笑话。于是，他断然命令警察局长：“与其他赌徒同样处罚!”

    于是，赖传英的太太和杨万春的夫人被警察押着，穿上受处罚标志的红背心，到赣州公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下跪3天。顿时公园里热闹非凡，比看大猩猩还要起劲。杨万春羞愧难当，当即辞职离开了赣州。赖传英此时公干在外，胖太太骄奢惯了，就开始撒泼大骂。蒋经国知道后，一不做，二不休，在跪了3天后，又把她送到“新人学校”去教养3个月。

    消息像一阵风似的迅速传遍赣州全城，老百姓竞相传告。人们对蒋经国敢碰硬的精神拍手称赞。

    对于禁赌，蒋经国实施“霹雳手段”，对于吸毒者，同样也毫不留情。“三禁”令发布后，有违抗者，坚决严惩不贷。

    一天，巡警当场抓住了正在吸毒的南昌大陆银行经理傅子庭的儿子及5名同伙。按规定，他们都要被枪毙。傅子庭慌了神，到处找人求情。他表示愿意倾家荡产、捐献一架飞机为儿子赎命；他还想方设法疏通熊式辉，要省军法处将儿子押解到泰和法办……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并拭目以待。

    蒋经国本来就准备乘为父亲蒋介石祝寿之机，发动各界人士为抗日募捐。傅子庭既然愿意献飞机，对抗日有利，那么就准备枪下留情，给傅子庭的儿子留下一条生路。于是，他在报审公文上做了如下批示：“念其年轻无知，且有悔悟表现，可免死刑。”可就在公文欲发还未发之时，接到了省军法处的电令，要蒋经国把傅子庭的儿子押解到临时省城泰和去处理。蒋经国一看电文，立即火冒三丈。他清楚，这是傅子庭重金贿赂省府，以权要人，如果自己屈服了，那么今后就很难在赣南实施新政。于是他将公文上原先的批示划掉，重新批上“杀无论”三个字，并命令立即执行。

    当天下午，赣州城所有的群众都涌到街上观看游街示众的五名烟犯。游完街，这五名烟犯赤膊捆绑，背上插着写着姓名的标牌，押到南门口被当众枪决。

    蒋经国敢于碰硬，说到做到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任锡章　案的处理，也令人叫绝，使他在赣南民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提高。

    任锡章　在赤株岭青干班曾是蒋经国的学生，聪颖精干，又小有背景——其兄是战区的少将处长，交际颇广。青干班结业后，蒋经国安排他到赣州国民经济对日绝交委员会当干事，并兼“仇货检查队队长”，也就是查禁各大商号店铺的日本货。可出乎蒋经国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任大队长竟敢贪赃枉法，案情被人直接捅到军统戴笠处。

    事情是这样的：从南昌迁到赣州的“广益昌”是大号绸布百货店，经理徐循庭见多识广，是赣州商界知名人士。“广益昌”从上海毛纺厂购买了一批高档毛料，因为战乱，历时两年才运进赣州。刚运到，就被一个缉私队以“验样”为名，硬剪去4码。任锡章　的“仇检队”闻味而来，又诬国货是日货，贴上封条听候查处。徐经理忍气吞声，经多次疏通，任锡章　示意罚款4000光洋方可私了。就在这时，“广益昌”发现缉私队敲诈去的4码毛料竟放在委托行公开寄卖。这就很有力地证明这批货不是日货，可任锡章　仍纠缠不休。徐经理无奈，只好认罚800块光洋私了此事，账面上冠以广告交际费，但胸中怨气难平，账房先生便添上“塞狗洞”三字。税务局来查账时发现此三字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便传于情报室，其中内情很快被查获。而情报室内部的眼线，将情报直接捅到中央军统局戴笠手中。按说戴笠应立即呈报蒋介石，但戴笠顾及到蒋经国的面子，速转回赣州，并在报告上批注：“转经国兄查明处理。”

    案情转到蒋经国处后，蒋经国手下的几位亲信意见不一，有的主张严办，不杀不足平民愤，尤其是为官的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罪恶卑劣远超过一般盗贼。有的提出任锡章　还年轻，家有老小，又是初犯，适当给予从轻处理。

    蒋经国此时是一言不发，锁着眉头，咬肌拧成了麻花。他并非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之辈，何尝不念及师生及上下级之情谊？想那任锡章　初任仇检队长时，还是正气凛然，干得轰轰烈烈。他也考虑到了任的妻儿，理解失夫之难丧父之痛。他也曾迁怒“广益昌”的经理徐循庭，以为奸商诱人下水也得严惩，可偏偏抓不住辫子。徐某人出庭做证振振有词，他无懈可击。既然朝野上下路人皆知，他如不严办任锡章　，就不能平民愤，治流言，更无法向天下昭告他的“清廉公正”、“执法如山”。

    就在蒋经国对于任锡章　的案件绞尽脑汁，费力琢磨如何量刑之时，机要人员送给蒋经国两封加急电服，一封是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拍来的：“请将任案解送省保军法处审理。”另一封是军委会政治部陈诚部长的：“请将任案解送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理。”倒是这两封电报激怒了蒋经国，他最恼恨的就是受人钳制当傀儡，如果任他们摆布，他在赣州也不会干出什么名堂!于是他在任锡章　的案卷上朱批：“死刑!”

    就这样，任锡章　被处决了，熊式辉、陈诚也都没能救得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