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穷、黑暗、混乱的赣南地区，蒋经国走上了从政的险路。他的“赣南新政”使得他一时间成为国民党上层各派要员注意的中心。当初，那群大员们对回国时俄语说得比汉语好的太子，不摸底的有之，轻视的有之，捧场的有之，更多的是在静观太子的发展。初时根据他到南昌一年多时间的表现，也无太大的政绩，以为也不过如此而已。可自蒋经国到赣南任专员后，眼睛盯着他的人都大吃一惊，没盯着他的人也为赣南所吸引。蒋经国用自己的所做所为，在国民党的官场上亮出了自己的为政旗号。

    蒋经国根据在苏联学到的“伟大的党要对人民负责，说到做到”的观点，到赣南上任后，针对腐败的社会风气，提出“三禁”，并言而有信，卓有成效，赢得了民心。同时蒋经国又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观点，在任内是“廉洁自律，勤政亲民”，也捞取了好的名声。

    蒋经国学苏联学得最好的是“联系群众”。留苏期间，苏联官员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而取得良好效果一事，对蒋经国启发很大。到赣南后，他也进行了效仿实习，取得较好的效果。

    首先，蒋经国对下属比较平和，既对他们的工作严格要求，又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蒋经国曾对自己的部下讲过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像这样的医生我也可以做，外科用红汞药水，内科吃阿斯匹林，对病情无害也无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做专司‘红药水和阿斯匹林’的医生，要做‘专治难症’的医生。”一个故事说：“有个县长相当厉害，属下都怕他三分。一次，一位科员因买鸭子而迟到，县长怒气冲冲地问这位科员：‘你买了什么回来？’这位科员吓得马上语无伦次地说：‘报告鸭子，我买了两个县长回来。’我不希望有人对我说：‘报告鸭子，我买了两个专员回来。’”

    其次，蒋经国经常短衣草鞋，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促膝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任专员的第一年内，在赣南转了三圈，行程达九百余里，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及名称。在与老百姓的交谈中，蒋经国注意从他们谈话中激发灵感，搜集对建设新赣南有用的东西。在东城门楼下，蒋经国曾与一位老者交谈，老者言有牢骚地说：“清朝知府衙门还悬面鼓呢，老百姓还可击鼓鸣冤，而今连面鼓都没有!”于是，蒋经国就把星期四下午定为民众接待日，“鼓”进化为“民众问讯处”。安远有位前清拔贡，辞官弃教在人岭背牧羊，蒋经国便“三顾茅庐”，向其请教为政之道。老人答曰：“山野之人，见闻不广，但有一事，久感不当。即当前的制服，未免口袋太多。旧式便衣，只一口袋，百姓尚无如许钞票将其填满，今之上衣下裤，口袋无数，百姓哪有许多钱去填？是否可将制服式样改一改？”随蒋经国同去的幕僚哭笑不得，知道老者意在讥讽贪污成风，明指口袋实喻吏治。而蒋经国倒欣然，认定老人“关怀民瘼”，关赠一缎质软匾，绣上“国之贤良”四字。

    还有一次，蒋经国与随从们走访了一位四世同堂的江西老表。这位老人虽家境贫寒，可一家十几口敬老爱幼倒很祥和。蒋经国认为此老表四世同堂，人丁兴旺不容易，就向他请教持家之道。老人便对他说：“家要有家风，治家嘛，祖辈倒传有个五字经。一是‘诚’：火要空心，人要诚心。二是‘和’：和气生财，和为贵。三是‘勤’：勤能补拙。四是‘俭’：毛毛雨打湿衣裳，杯杯酒喝掉家当。五是‘读’：三代不读书，不如一头猪。”老人的一席话，使蒋经国获益匪浅；齐家治国，治国必先齐家。家都治理不好又怎能治好国家，治好赣南？先启而后发，蒋经国随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革，制定集体婚礼办法，破除婚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提倡新的社会风气，特意起草《赣南新象训》，宣传：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做无钱想；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得不讲；引请亲人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欺心卖国做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还规定每甲10户每天要集中念书2小时，设立贫民食堂，收留流浪的儿童，开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学习就业技能。

    同时，蒋经国还将在苏联学到的其他方面的经验，也运用到建设赣南这方面来。他搞起具有样板作用的中华新村，创办了学校、体育院、托儿所，成立了救济院、儿童教养院、养老院、贫民医疗所、妇女工厂等，改善教育状况，着眼智力开发，维持下层人的生活。他还举办了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统制油盐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定量销售，以打击奸商，平抑物价保证最低限度供应。实施土地改革，平均地权。蒋经国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将平平淡淡的赣南搞得热火朝天。

    在“廉洁自律”方面，蒋经国凡事尽量避免给下属和民间造成自己以特权谋私的印象。为此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中曾特意列举两例以作说明。一例说蒋经国专员在赣州城东驾驶三轮摩托车，压死两只鸡，自己亲自写条子给镇长，并赔款20元。二例说蒋经国专员在移交县长职务时说：“县长之移交，无论如何在8月1日办理完毕，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发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

    蒋经国在赣南出名后，国内有关报纸，特别是江西和赣南的报纸上，经常出现“专员是我们的灯塔”等字样。蒋经国发现后，立即下令制止，并在查明何人所写后予以警告。还规定以后“不应再发表赞扬赣南事业之文字，更不可以发表有关赞扬本人通讯稿，‘青年领导者、青年政治家’一律禁用”。

    虽然蒋经国的“廉政”、“联系群众”和“吏治”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但确也有一定的收效。他的勤快，一直保持到晚年，成为他比其父蒋介石更受国民党官场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蒋经国任赣南专员时，不过三十来岁，年轻好胜，急功近利。苏联的“浮夸风”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早期的工作中，他经常出现说大话的毛病。

    在赣南时，蒋经国曾提出“五有”、“五到”的口号，即：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要求青年学生到天空去(航空)、到海洋去(航海)、到矿山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按理说，这“五有”、“五到”的标准不是很高，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政治环境里，根本无法实现。因为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人民的贫困，蒋经国不可能解决以其父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给人民造成的落后、愚昧、缺吃少穿的剥削制度，既然解决不了“国计”，那么“民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蒋经国曾制定一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后又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改为《赣南五年建设计划》。“计划”中宣布“建设赣章　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分”。他为赣州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丽无比的图画：“届时的赣州，一路上望到的都是花园林木，而且警察都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2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屏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讲的都是些大话空话，别说在当时的5年内难以实现，就是过了40年后，蒋经国的设想在台湾也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不过蒋经国的这些设想或说是空想，在当时的情形下，也确实使许多人受到鼓舞，增强了工作和奋斗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