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初夏，古城南昌筷子巷。新娘子洁白如雪。白色的缎子旗袍长至脚踝，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最显眼的是那一头秀发上竟箍着薄若蝉翼、涌如浮云拖摆至地面的白色婚纱。两个漂亮的女童在后面托起才不至于拖地。新娘子的打扮很洋气，很新潮。而新郎官却是老式打扮，欣长瘦弱的身躯着一件黑华丝葛长袍马褂，脚穿千层底黑布鞋，左胸襟别着一朵大红花，典型的东方式儒雅书生风范。新娘挽着新郎手臂的定格画面，就像一个进入了酷夏，一个还留在寒冬，极不协调。

    新娘子，就是章亚若，时年15岁。新郎大新娘3岁，叫唐英刚。唐英刚是章亚若的二姑妈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瑞庆夫家的堂兄，细攀起来还有亲戚关系，也算是表兄妹吧。他们的联姻，是由双方父母做主促成的。

    成婚时，一是因为章亚若年纪小，二是因为她的观念比较开放，新郎的一切都依了新娘的要求，而新娘在婚礼上确是也有“违背”当地风俗的“表现”。如在喜堂上，章亚若学习西方人的婚礼模式，与新郎互换戒指：他当场给她套上了一只红宝石戒指，她给他戴上了方章型的赤金戒。戴戒指时，她忽然想起了中学英语老师说的一句话：“戒指就是落入圈套的象征。”她噗哧一声笑了，可此地的风俗拜堂是不能笑的。老式的拜堂应是下跪叩头，章亚若又将此改为三鞠躬，当新郎新娘对拜时，她发现新郎紧张得汗在脸上淌成了小沟，她又噗哧笑出了声。

    婚后，章亚若与唐英刚在一起生活了8年，先后生育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唐远波，小的叫唐远辉。章亚若本身由一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

    开始，章亚若与唐英刚的夫妻生活还算顺利。章亚若的婆婆唐氏早年守寡，章亚若过门后，就把儿媳当自己的闺女一样看待，祖孙三代倒也和睦。章亚若白天在家里面看书作诗或绘画，有时也拨弄月琴，再不就是绣花结绒线做衣服，有时也下厨做几道小菜，再没事就跟女友上街闲逛，活得倒也舒心清闲。黄昏时分，便倚门翘首盼望在南昌高等法院中公干的丈夫归家，以享天伦之乐。然而，唐英刚寡言少语，惜话如金，小夫妻相居一室时，同章亚若没有更多的话说，要么吹洞箫自娱，要么沉湎于诗画砚墨之中。时间长了，两个人之间便出现了裂痕。

    应该说，当时的章亚若由于教会学校的西化教育与社会上新时代思想的启迪，已逐步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与旧时代妇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她足蹬高跟鞋，画眉卷发，身着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是一位赶浪潮、开放型的女性。而唐英刚与妻子正相反，为人拘谨保守，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留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格，他仍与外界格格不入。

    由于在小家庭中，章亚若有一种窒息感，她不甘寂寞，便也到南昌高等法院去上班，并且参加社会上的各项活动。平日里交友广泛，三教九流都有，经常出入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就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成为南昌城里扎眼的时髦女性。

    对于妻子的反叛行为，唐英刚是一百个看不惯，而他从来也不说她什么。他的性格决定他软弱而不霸蛮。他对章亚若是刻骨铭心地爱，所以他就宁愿她快乐他痛苦，不愿她痛苦他满足。有时候章亚若真希望丈夫大发雷霆，耍耍男人的威风，就像蛮汉揍老婆似的狠狠揍自己一顿，哪怕被打得浑身青紫也算是痛快一回，可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越是这样，她就觉得这样的婚姻生活没有活力，没有生机，如同一潭死水。

    章亚若受不了这种环境气氛，便索性回了自己母亲家，一住就是3年。3年间，虽不在一起，但人很自重，唐英刚依旧钟摆般生活，上下班照常。章亚若则检点了自己的行为，除了上班时非与男同事接触不可，下班不再参与那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期间，唐家婆婆倒常常带着两个孙子过来串门，以减轻章亚若的寂寞。章亚若从心里却时时企盼着丈夫英刚能来坐坐，然而事实却叫她失望。唐英刚虽软弱，可自尊心却强到了极点。

    于是，章亚若给唐英刚写了封信：

    英刚：

    你我淡漠已三载，看来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可我又无法改变我自己。我想，与其你我相互羁绊，不如各自还其自由，社会日趋开明，你不必背上“休妻”的重负。你我都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离开了我，你会幸福的。

    我只是希望你永远永远是我的好表哥。

    你的不贤良的妻：懋李

    读完章亚若的信，唐英刚就自尽了。他死时很平静，身穿8年前举行婚礼时的马褂，脚上一双崭新的千层底黑布鞋，直直地躺在床上，黑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看上去比活着的时候显得?洒。他如何自尽，不得而知。死后其母发现他左手指日夜不离的结婚戒指不见了，猜测是“咽情”吞金而殁。这年章亚若只有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