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触犯了有关正义的律条；暴饮暴食，则有违节制的法则。这些恶与罪孽，似乎没有多少可挽回的余地。这是人的性格里与正气浩然之高尚境界相矛盾的弱点。但文学作品中的许多英雄人物，他们要不是地位高贵的男子，要不是女人——却为了爱，明知自己应有的权益，却甘愿为社会所不耻，甚至被放逐；或者拿自己灵魂的不朽冒险——弃绝责任，或逾越上帝的戒律、人类的规则。事实上，当他们挑战社会道德时，似乎只有爱，为他们保留了仅有的一点尊严。并不是道学家们原谅了此种被禁止的行为，而是人类看来，至少如这一族类的诗歌所证实的，爱享有某种特权地位。它的任性胡来，甚至它的癫狂，都是可以原谅的。

　　诗人们为此种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与人类和其他动物共有的其他情感不同，人类的爱的特性是——爱虽由身体支配，亦由心发。人可能贪吃如猪，怯懦如胆小鬼；但一旦他爱得一发不可收拾，激发他做那比如奉献和牺牲的壮举，他便无可匹敌。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们刻画的那些伟大的爱侣们，不论他们是否作奸犯科，都似乎值得夸赞。似乎他们都被辩护说——诗意的，至少，如果不是在道德上——似乎在行为上，爱将他们从常规法典中豁免；似乎他们的爱就是自身的法则。阿其泰在乔叟的《骑士的故事》中发问：“谁能用法律束缚爱人们？”他说道：“爱是自身的法则，莫非这世上的任意一个人，能拥有比这更多的法律吗？”

　　对于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性的冲动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居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冲突中心，也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心。解决这一冲突，似乎并不存在皆大欢喜的方法，除非彼此在某种程度上向对方妥协，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我们的文明的要求，使人类中较崇高的那一部分的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也使得对种种神经宫能症的现状和起源的嫌恶越来越深”；被压抑的精力试图从道德审查中找到能被接受的出口，但失败了；这就导致个体因神经质的紊乱而深受其苦。在其他极端的表现形式中，性的冲动将“会冲破所有阻碍，费劲八拉竖立起来的文明会被完全击溃”。只有当性欲被异化为爱的各种形态——这些各具形态的爱，带有情感上的忠诚，巩固了法律与责任趋向道德理想；而且将它们的能量投入在理想化的对象之上，创造出了文明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产品——个体人格才能趋于协调，社会也才能繁荣发达。

　　对于神学家来说，爱与道德间的冲突一直无法解决——这种困难不是教条上的，而是发生在实践中——除非爱将其他一切行为准则取而代之。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一个好人”并不是指“他知道什么是善好的，而是指他爱那些善好的”。他接着说，那么，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我们所爱的是那种我们无论爱的是什么都存在于我们之中的爱本身。因为的确有一种爱，我们用这种爱去爱我们不应该去爱的东西；一个人会恨这种爱，如果他所爱的是他用来去爱应该被爱的东西。因为这两种爱非常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这种共存状态有益于我们通向一个终点，那就是——这种对我们生命有利的爱将增长，而那种诱使我们通向邪恶的爱将会逐渐减弱，直到我们的整个生命被完美地治愈，变成为有德性的。只有那更好的爱，那完全贞洁正确的爱，才拥有克服爱的过失所必需的力量。因为有这力量，完美之爱只有一条规则，奥古斯丁说“去爱，并做你所愿做的（dilige，et quod vis fac）。”

　　这种只应自定其法的完美之爱，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堕落了的人性不可能得到它。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类依靠仁爱中超自然的美德，分享了上帝对自身的爱、对他的造物的爱——用他们全部的心、灵、思想去爱上帝；像爱自己一样地爱他们的邻人。依照耶稣基督所授，“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建构于这两条博爱的律令之上。

　　阿奎那在他的论著里有关博爱的问题表明，神学上用来解决爱与道德之间的冲突的法子，在本质上，也解决了迥异的爱之间的冲突；这种终极的解决，因为爱本身的尽善尽美得以实现。虑及博爱的对象和先后秩序，他问，例如，“没有博爱，无理性的动物是也应被爱？”“没有博爱，人是否也应爱自己的身体？”“没有博爱，我们是否也应爱罪人？”“是否博爱要求我们应爱自己的敌人？”“是否我们应更爱上帝多过爱我们的邻人？”“是否，没有博爱，人被要求保证爱上帝多过爱他自己？”“是否，没有博爱，人应当爱自己多过爱他的邻人？” “是否我们应爱自己所属的团体多过爱我们的邻人？”“是否我们应爱某位邻人多过爱其他的邻人？”“是否我们应爱那更好的人多过爱与我们有更密切关联的人？”“是否一个人应，没有博爱，爱其子多过爱其父？”“是否一个人应爱其妻甚于爱其父其母？”“是否一个人应爱其恩主多过爱他曾施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