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认为：“科学的真实开端倒不如说是对现象进行描述，然后进行分类，把现象联系起来。即使在描述阶段，我们也不可能不把某些抽象观念应用到手头的材料上，这些观念来历庞杂，但肯定不是新经验生出来的果实。……它们起初必定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的内容根本谈不上有明确的界定。它们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样的，而我们则通过反复用它们来指称观察材料逐步理解了它们的意义。我们看似从这些观察材料抽绎出我们的抽象观念，其实倒是这些观察材料顺从于这些观念。”

　　据弗洛伊德，科学的定义或曰基本概念根本上是“根据习惯而来”，但他加上说：它们之为科学概念，“全在于它们不是被任意选定的，而是由它们与经验材料的重要关系决定的……只有在对相关领域进行了透彻研究之后，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清晰地表述支撑这一领域的科学概念……的确，到这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用定义把它们固定下来。但科学的进步仍然要求这些定义具有一定弹性”。数学概念或定义也许不是这样，但弗洛伊德指出，物理学的实例表明“即使那些以定义形式牢牢确立的‘基本概念’也经常改变其内容”。

　　除了霍布斯，近代作者大概只承认数学和形而上学可以从定义演绎出科学结论，无需求助于实验，他们通常不会把这一点扩展到物理学上。科学章表明，从根本上把关于自然的研究分成哲学物理学和科学物理学，近代以来，等同于把自然哲学从实验性质的自然科学中分出来。我们现在则要回过头来看一看“科学”的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是和数学以及形而上学联在一起的，在这里，形而上学是理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思辨科学中的一门。人们认为这三个学科都是以同样方式工作的：从原理出发证明其结论。原理则是通过对经验进行归纳获得的。这里的经验指的是日常感官经验，而不是在实验室条件下人工制造出来的特殊经验。不过，应当看到，晚近以来，即使那些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来讨论数学和形而上学的作者也认为物理学是另一回事。他们也认为物理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是实验的。

　　近代物理学日益成为科学的典范，与之相应，“科学”这个词的意义也逐渐反转了。它用于实验研究，至少是用于经验研究，于是，形而上学或伦理学这类非实验的学科若自称为“科学”就会受到质疑。其他学科凭藉模仿物理学而确立自身为科学。例如马克思把自己的工作视作经济科学，于是他做出努力来解释为什么它不是实验的却仍然能够是科学的。

　　他说道：“物理学家在两种情况下观察物理现象，一种情况是这些现象以最典型的形式发生，最少受到干扰，一种情况是，只要可能，他就做实验，这时，实验条件须保证现象是在最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若说经济学不可能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经济学家至少可以努力观察“最为典型的”现象，从而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认为，英国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生产和交换”的最典型的实例。因此，为了具备科学性，他在发展其理论观念的时候，使用英国“作为主要的样板”。

　　近代物理学——无论叫作自然科学还是自然哲学——的实验性质在物理学一章中讨论。把建构或采用实验抑或把实验之外的经验当作科学表述的来源或测试，这一区别在经验一章中讨论，在假说和归纳两章中也有所讨论。而我们在这里应加以注意的则是，无论归纳和演绎之分，还是假说和公理之分，都不能确切无疑地划一条界线，把科学与哲学区别开来。

　　例如，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都认为无论是形而上学或者第一哲学还是物理学或者自然哲学，其公理都来自归纳。他们两个的归纳理论也许不同，不过，其中也只有一点与怎样区分哲学和科学有关，那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归纳是日常感官经验的直觉概括，培根则认为归纳是从实验推引出来的。

　　与此相似，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假说的看法也有不同，区别似乎并不在于假说在推理论证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而在于假说与实验是否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在于是否用假说指导实验，以及是否用实验来验证假说。

　　所以，实验似乎是从方法上把科学区别开来的标志。这一点还有一层延伸的意义：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指的是在实验室里借助仪器设备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的实验，有些专题研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科学家仍由于采用与实验相类的方法而有别于哲学家。科学家做调查，做研究，他们所做的观察不止于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