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光学》开篇的那段话大概就含有这样的意思，他说：“这本书所要做的不是用假说来说明光的性质，而是用理性和实验来提出它们、证明它们。”法拉第说到自己时也是这个意思：“我是一个实验家，我觉得必须让实验来把我领上无论什么思路，也只有实验有可能证明这些思路有道理；我相信实验就像分析一样，只要解释得对头，就一定能够引向严格的真理；我相信实验天然更能够提示新思路，提示新的自然力量的状态。”

　　拉瓦锡为自己设立了一条准则：“如果一个结论不是从观察和实验必然得出的直接结果，就不要做出这个结论。”吉尔伯特批评那些谈论磁性而没有实验证据的作者——这些哲学家本人并不是调查者，对所谈之事没有第一手的亲知。哈维在讨论心脏和血管的活动时，提到“俗见与传统一向所持的看法”，他说，要把真理和错误看法分开，就需要“进行解剖，反复实验，精确观察”。

　　像J.傅立叶那样的科学家，虽然把物理理论理解作某种类型的应用数学，但他仍说：“从此以后，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不是基于实验的……因为，数学分析尽管能够从一般的简单的现象那里演绎出自然法则，但把这些法则特殊地应用于复杂事物则要求长期系统的准确观察。”伽利略像傅立叶一样，在研究自然的时候也把数学和实验结合在一起。要检验互竞的假说或对运动定律的不同数学表述，如果必要，他愿意引进实验，不过，他似乎表现出更偏爱纯数学物理的严格性。

　　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的第四天讨论弹道的抛物线轨迹，在这一章中，对话的一方萨格雷多（Sagredo）说：“只有在数学里才会出现的那种严格证明的力量给我带来巨大的惊奇和喜悦。”他加上说，由此获得的理解“远远优于从他人的证词所得到的单纯信息，甚至优于由反复实验所得到的信息”。对话的另一方萨尔维阿逖〔Salviati〕表示同意，他说道：“通过发现一个事实的原因而获得的关于这个事实的知识，让我们的心智能够理解和确定很多其他事实，而无需再依赖于实验。眼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作者仅靠论证就确切证明了仰角45°时炮弹的射程最远。他同时也证明了也许从来没有人靠经验观察到的事情，那就是，仰角若以同等数量高于或低于45°，炮弹的射程将是相同的。”

　　认为科学——无论所谈的是数学还是其他领域——在于从公理出发为结论提供严格证明，这种观念似乎为古代和近代所共有。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里，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同样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观念。笛卡尔认为，“科学整体上是真的、清楚的认识”。他也许会加上说：“一向以来，只有数学家才能成功地提供证明，这是说，成功地给出明白而确定的推理。”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够依照数学的模式把形而上学做成一门科学。

　　笛卡尔在讨论自然研究的时候对上述科学观念做了一些限制。这时他有点儿偏向实验主义。他说道：“我们的知识越进步，实验就变得越发重要。”他谈到某些特定的结果“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从原理演绎出来”，碰到这种情况，要发现结果真正依赖于哪些原理就会有困难，他认为，要克服这类困难，就“需要找到一些实验，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或用那个方法来解释，实验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认为科学是建基于实验的知识，或至少是建基于广义的观察的知识，这种观念似乎也不只是近代的，同样也为古代所有。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有些前辈物理学家说，他们“对观察的解释与观察本身不符”。他说：“在关于自然的知识中”，对原理的检验“是对每一个事实的确切无瑕的感觉证据”。他正是根据这一点赞扬德谟克里特的方法是科学的。

　　亚里士多德写道：“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减低了全面地看待公认事实的能力。因此，那些熟悉自然及其现象的人越来越善于表述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原理，使之能够包容广泛而协调的各种发展；而另一些人因为耽于抽象的讨论而忽视事实，他们很容易基于少量观察就形成一些教条。在讨论眼前这个课题的时候，互竞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恰当的例证，可以表明在研究工作中采用‘科学方法’或‘辩证方法’会有多么大的区别。因为，柏拉图主义者是这样论证的：原子式的构造必定存在，否则‘基本三角形’就会多于一种，而德谟克里特看来接受的是适合于讨论这个主题的论证，即来自自然科学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