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段落里，亚里士多德因为某种天文学假说不能对观察提供说明而加以拒斥，或者在众多假说中偏爱一种，因为惟独它看来合乎可感现象。同样，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他也用经验来检验理论。例如在讨论蜜蜂繁殖的时候，他说，我们若要在这类事情上习得真理，“就一定要归功于观察而非理论，若归功于理论，那这些理论所认定的东西必须合于观察到的事实”。在《论动物的运动》这篇论文中，他呼吁我们“更多注重可感世界中的具体存在，因为我们寻求一般理论的时候要始终想到它们，我们相信，一般理论应当与它们和谐一致”。

　　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把科学定义为从自明原理出发确定无疑地证明普遍的、必然的结论。他写道：“科学知识是关于普遍、必然之事的判断；是从诸第一原理出发的……证明的结论（因为科学知识涉及的是对理性根据的理解）。”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关于原因的知识，是结论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这样的结论是从真公理出发经由证明获得的。

　　按照这些标准，就亚里士多德对三门哲学科学的理解来说，形而上学和数学是科学知识的最佳典范。物理学作为关于自然的普遍哲学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但各门特殊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动物学，它们的性质更多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至少，它们是从原理出发进行证明与借助观察来验证假说这两种东西的混合。就它们是经验的而言，这些学科的表述会保留某种不确定性和尝试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纯粹的哲学科学好像不是这样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依赖于经验研究的自然知识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洛克看来就是这么说的。他写道：“无论人类怎样努力，使得探讨物理世界的实验哲学变得有用并不断进步，真正的科学仍非我们所及。”洛克认为，“我们关于物体的知识只能依靠经验才能改善”，这时他加上说：“我不否认，谁更经常从事合理的实验，比起全然不知这些实验的人，他就能更深入地了解物体的本性，对那些尚不了解的本性也会猜得更加准确。然而，如前所言，这些仍是判断和看法，不是知识和确定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经验和历史的途径获得知识、改进知识，这种方式……使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使自然哲学成为科学。”

　　究竟对自然的实验研究才是科学知识（就其目标、方法和结论的性质而言）抑或哲学学科才是更完美的科学甚至惟一的科学？无论怎样，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科学的这两种含义——或者用当今的说法来表示，科学和哲学——各有各的价值。

　　哲学性质的科学可以分成理论的和实践的，前者旨在智慧，后者旨在行动，但说到有助于生产，则不是这类科学的长处。实践学科传统上也视作道德哲学的分支，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它们有助于指导个人行为或社会事务，因此可说是有用的知识；诗学也许可以指导诗歌美术的生产；但看来没有任何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能够提供对物质的掌握或对自然的控制。没有一门可以应用于有用的技艺。

　　艺术、知识和哲学等章指出，培根的看法似乎相反。他所谓的“实践”学科指的是生产性学科而非道德学科或社会学科，在这种意义上他把自然哲学分成思辨的和实践的两支。他把力学视作物理学在实用目的上的应用，形而上学也有对应的生产性部分，他称之为“魔术”。

　　培根批评那些认为“对真理的沉思比任何实用或求效更为高尚可敬”的人，与之相对，他认为“科学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在于赋予人类以新发明与新财富”。不过，培根强调应用的意图并不只在这一点上。他还认为科学真理可通过生产效用得到检验。他写道：“在实践中最有用的理论是最正确的理论。”

　　如果培根所说的“自然哲学”指的是实验意义上的而非哲学意义上的科学，那么他强调科学应具有生产效用的立场与传统看法并不相悖。在自然研究的每一部门他都强调实验，这个事实提示，他所说的自然哲学的确是这个意思。机器与发明，以及控制自然的力量，培根对这些都一视同仁加以强调，这也提示，技术是任何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的另一面相。

　　看来是培根和笛卡尔最早认识到以实验为来源的知识按其本性就必定会有技术应用。培根把仪器视作从事科学必备的工具，它们体现了控制自然的技术，丝毫不亚于可望科学产生出来的机器和发明创造。所以，实验科学既被视作技术的创造物，也被视作技术的创造者。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设计了一个社会，除非由哲学家的科学来统治，它就实现不了；同样，培根的《新大西岛》预言了一个文明，而实验主义和技术如今已经把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