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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主导旨趣和广泛共识 作者：陈嘉映 等 2008-03-03 01:37
如果没有科学就没有艺术，那么可以反过来说吗？没有艺术可能有科学吗？这个问题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否存在科学发展所必需的艺术？其二，是否每一门科学都会产生一门与之相关的艺术，并且通过它能够更有成效地工作？
传统认为，诸门自由艺术（人文学科）对于科学来说必不可少；逻辑学尤不可少，因为它们是要被当作所有科学的工具或艺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文是这个主题的第一个系统性论证，它是当得起其题目的——《工具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培根的《新工具》尝试为科学提供一种新的逻辑或艺术，尝试应用实验方法发起一场科学革命。
作为一门艺术，逻辑由指导调查、推理、定义、论证过程的心理行动的规则组成，通过逻辑，科学得以构建。简而言之，科学的方法就是获得科学知识的艺术。实验科学里有一些辅助艺术——控制实验中使用的工具和仪器的艺术。实验本身是一门艺术工作，结合众多技术，使用众多艺术产品：伽利略的滴漏、斜面、钟摆，牛顿的三棱镜、镜子、透镜。
第二个问题——是否所有科学都有与之相关的艺术，并且通过它能够更有成效地工作——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在哲学和科学两章里讨论。
对培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笛卡尔来说，艺术是科学的必然产物。培根在《新工具》开头宣称：“人类知识和人类权能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在这里，培根对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所作的区分，对应于科学和艺术的区分，或者像我们有时候说的那样是“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他反对将两者分离。如果科学是艺术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存在于一种作为原因的知识中的话，那么在培根看来，艺术完全是科学的果实，因为它将那种知识应用到结果的生产中。
培根的科学理论和新方法，是为了人类 “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服务的，这个帝国“全靠艺术和科学”。正如目前这个关于艺术的陈述说明了“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么大不相同”。科学里的长足进步，预示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无法形容的力量
在培根看来，科学知识的价值，甚至于它是否可靠，都是由其生产力来衡量的。一门无用的自然科学——一门不能用来控制自然的自然科学——是不可思议的。每一门科学都有与自己相称的魔法或者特殊的生产能力，唯有数学除外。GH哈代写道：“真正的”数学——“较高等的”数学，除了理智的满足之外，不能产生任何东西——“要是能证明其正当性，就必须像证明艺术那样去证明。”在培根看来，即使是形而上学也有“真实的自然的魔法，那就是依赖于关于形式的知识，人的行为获得了大自由和大广度。”
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一些区分思辨科学和生产科学的人们的答案截然相反。他们与培根的区别在于语言层面，他们用“实践”这个词表示的科学，是指道德和政治的行动，而非结果的产生。培根称之为“实践的”，他们称之为“生产的”。但是，无论哪种叫法，它们都是指制作（making）而非行动(doing)——是属于艺术领域的科学，而非沉思的科学。但是重要的差异在于对纯粹思辨科学的评价，它因为自身的缘故存在于知识中，与艺术、道德无关，或者与生产的功利性、行动的必要性无涉。
在追溯科学的历史时，亚里士多德说，最先发明实用艺术的人们被认为是智慧的、出类拔萃的，“迨技术发明日渐增多，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敏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因此，如上所述，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感官知觉的人富于智慧，技术家较之经验家、大匠师较之工匠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富于较高的智慧。”就理论科学不能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或者愉快这一点说，它是无用的。而这正是其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它们给予的是比功利性更好的东西——智慧的洞察力和知性。
培根式的回应指责这种观念——存在着沉思真理的知识。在杜威看来，这种回应宣布了一场迎接现代世界的革命。知识的实用主义理论，起源于科学处处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观念。
古人试图理解变化和繁殖的自然现象，发现艺术生产过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通过理解自己如何制作东西，人类或许可能理解自然是如何工作的。
传统认为，诸门自由艺术（人文学科）对于科学来说必不可少；逻辑学尤不可少，因为它们是要被当作所有科学的工具或艺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文是这个主题的第一个系统性论证，它是当得起其题目的——《工具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培根的《新工具》尝试为科学提供一种新的逻辑或艺术，尝试应用实验方法发起一场科学革命。
作为一门艺术，逻辑由指导调查、推理、定义、论证过程的心理行动的规则组成，通过逻辑，科学得以构建。简而言之，科学的方法就是获得科学知识的艺术。实验科学里有一些辅助艺术——控制实验中使用的工具和仪器的艺术。实验本身是一门艺术工作，结合众多技术，使用众多艺术产品：伽利略的滴漏、斜面、钟摆，牛顿的三棱镜、镜子、透镜。
第二个问题——是否所有科学都有与之相关的艺术，并且通过它能够更有成效地工作——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在哲学和科学两章里讨论。
对培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笛卡尔来说，艺术是科学的必然产物。培根在《新工具》开头宣称：“人类知识和人类权能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在这里，培根对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所作的区分，对应于科学和艺术的区分，或者像我们有时候说的那样是“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他反对将两者分离。如果科学是艺术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存在于一种作为原因的知识中的话，那么在培根看来，艺术完全是科学的果实，因为它将那种知识应用到结果的生产中。
培根的科学理论和新方法，是为了人类 “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服务的，这个帝国“全靠艺术和科学”。正如目前这个关于艺术的陈述说明了“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么大不相同”。科学里的长足进步，预示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无法形容的力量
在培根看来，科学知识的价值，甚至于它是否可靠，都是由其生产力来衡量的。一门无用的自然科学——一门不能用来控制自然的自然科学——是不可思议的。每一门科学都有与自己相称的魔法或者特殊的生产能力，唯有数学除外。GH哈代写道：“真正的”数学——“较高等的”数学，除了理智的满足之外，不能产生任何东西——“要是能证明其正当性，就必须像证明艺术那样去证明。”在培根看来，即使是形而上学也有“真实的自然的魔法，那就是依赖于关于形式的知识，人的行为获得了大自由和大广度。”
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一些区分思辨科学和生产科学的人们的答案截然相反。他们与培根的区别在于语言层面，他们用“实践”这个词表示的科学，是指道德和政治的行动，而非结果的产生。培根称之为“实践的”，他们称之为“生产的”。但是，无论哪种叫法，它们都是指制作（making）而非行动(doing)——是属于艺术领域的科学，而非沉思的科学。但是重要的差异在于对纯粹思辨科学的评价，它因为自身的缘故存在于知识中，与艺术、道德无关，或者与生产的功利性、行动的必要性无涉。
在追溯科学的历史时，亚里士多德说，最先发明实用艺术的人们被认为是智慧的、出类拔萃的，“迨技术发明日渐增多，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敏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因此，如上所述，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感官知觉的人富于智慧，技术家较之经验家、大匠师较之工匠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富于较高的智慧。”就理论科学不能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或者愉快这一点说，它是无用的。而这正是其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它们给予的是比功利性更好的东西——智慧的洞察力和知性。
培根式的回应指责这种观念——存在着沉思真理的知识。在杜威看来，这种回应宣布了一场迎接现代世界的革命。知识的实用主义理论，起源于科学处处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观念。
古人试图理解变化和繁殖的自然现象，发现艺术生产过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通过理解自己如何制作东西，人类或许可能理解自然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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