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造房子或者做雕像时，改变了物质。物质的形状和位置发生了改变。艺术家通过处理物质，将自己头脑里的计划或观念客观地具体化、现实化。对古代的人们来说，每个艺术产品似乎都包涵许多不同的原因或因素——用来制作的材料，艺术家的行动，艺术家头脑里试图加于物质、进而改变物质的形式，激励艺术家努力的目的。

　　从亚里士多德到盖伦再到哈维的医学传统，都在强调自然的艺术家式的行为。盖伦一直与那些不能把自然领会为艺术家的人进行争论。哈维有意识地将生物繁殖的自然行为与艺术家的行为相比较。“自然像个陶工，她先把材料分开，然后指定这是头、那是躯干以及四肢；她像个画家，她先用线条勾画出各部分的轮廓，然后填上颜色；或者像造船工，造船工先做出龙骨，以之为基础，加上船帮、甲板和顶盖；自然甚至就像造船工那样，先做出身体的躯干，再加上四肢。”

　　在所有自然变化中，跟艺术生产最相似的是繁衍，尤其是生物的繁殖。两者都产生一个新个体。但是进一步的考察揭示了艺术生产和自然繁殖之间的显著不同——这个不同将自然与艺术区分开来。

　　阿奎那分别考察了艺术生产和自然繁殖，并通过对神性因果导致关系的分析对两者作了区分。他指出，凡不是偶然产生的事物，主体的形式都是通过两种方式之一传递给另一个存在者的。“在某些主体那里，事物的形式按照这类事物的自然存在预先做成，这时，事物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行为；例如人生人，或者火生火。在另一些主体那里，事物的形式按照理解的存在预先做成，这时，事物根据其理解行动；这样，一幢房子的模样预先存在于建造者的头脑里。这可能被称为房子的理念，因为建造者想把房子造得跟他的头脑里想到的形式一样。”

　　因而，在生物学的繁殖上，后代有其父母的形式——兔子生兔子，马生马。但是在艺术生产中，产品可没有艺术家的形式，产品的形式在艺术家的头脑里孕育，艺术家努力将之客观化。进一步说，如同其他的自然变化，在繁殖中经历变化的物质自己拥有变化的倾向，比如说，橡树果子很自然地要变成一棵橡树，反之，橡木本身却没有要变成一把椅子或者一张床的倾向。作为艺术家工作对象的物质，对于艺术家想要生产出的变化完全是被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作品完全他自己的。

　　在此意义上，艺术王国或者人造（artificial）王国与自然王国相对立、并且与之区别开。对康德来说，艺术与自然的不同“正如动作与行动或一般活动不同”，他认为“出于正当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因而，若没有人类的干预，艺术不会出现的。人类不是以随便哪种方式，而是特别借助于才智、借助于使人得到自由的理性生产人造物。

　　除人类外，动物看来也进行生产，问题是它们能不能被称为“艺术家”。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

　　正如动物一章指出的，一些作家，如蒙田将动物的生产归因于理性而非直觉。因而艺术不再是人类与牲畜的区别之一。但是，如果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如果艺术的产品都是理性的作品，那么，把动物称为艺术家的人们是在用隐喻方式说话，在此基础上康德声称“只是由于和后者类比才这样做；只要我们细想一下”他接着说：“蜜蜂决不是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自己的理性思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马上就会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产物，而一个产品作为艺术只应被归之于艺术的创造者。”

　　这样，反过来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自然本身是一件艺术品吗？《智者篇》中，爱利亚的陌生人说：“我只要提出自然界的生产，如他们所说是神的技艺的生产，就像人工从自然物中制造出来的东西是人的技艺的生产一样。因此有两种生产：一种是人的，另一种是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