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假定自然物最初是由神的心灵创造的，那么神的心灵的产品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有何不同？或者，与生物学的繁殖有何不同？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将事物的起源看作是根据永恒原型或者理念制定的图式，对原始物质的精细加工。因而，神的工作可能更像人类艺术家，而不是像自然界的繁殖。普洛丁认为世界从“一”生出；另一方面，斯宾诺莎认为事物从上帝的物质产生，显然他是将之与自然界的繁殖类比。

　　这两种类比——将造物比作艺术创造和比作自然繁殖——都被基督教神学家当作谬误加以排斥。上帝造物是绝对地创造性的。它不预设用来制作物质；事物也不是从上帝本身的物质产生出来，而是产生于无。

　　因此，奥古斯丁问：“您通过什么方式造天造地？”他的回答是：“您不用像人类的手艺人那样，从别的东西里造出他头脑里的某种东西来。他的心灵可以将他的眼睛感知到的任何形式加到材料上……显然您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地上制造出它们的。不是在空气里也不是在海底，因为这些都是天与地的一部分。您也不是在宇宙中造出宇宙，因为在宇宙造出之前，没有它的地盘……还有什么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东西能比您更高贵？因而，事情必定是这样的——您言说，事就这样成了。您在您的言说里造万物。”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能说人类的艺术是创造性的，也不能说上帝是艺术家，除非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而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说：“艺术家，像创世的上帝一样，留在他亲手创造的作品中间，隐身不见，锤炼得无影无踪，漠不关心地剪着手指甲。”

　　关于上帝造物或者宇宙起源的各种理论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一章里讨论。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清楚，根据我们所持的人类技艺和神的技艺类似的观点，我们给艺术王国和自然王国的之间划分的界线，也会因之变得模糊或清晰。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里有一段文字与此有关。艺术家——一个画家——“当她注视之时，她可以把这一切看得如此清楚，如此有把握；当她握笔在手，那片景色就整个儿变了样。就在她要把那心目中的画面移植到画布上去的顷刻之间，那些魔鬼缠上了她，往往几乎叫她掉下眼泪，并且使这个把概念变成作品的过程和一个孩子穿过一条黑暗的弄堂一样可怕。这就是她经常的感觉——她得和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可怕的差距抗争，来保持她的勇气，并且说，‘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景象；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景象，’借此抓住她的视觉印象的一些可怜的残余，把它揣在胸前，而有成千上百种力量，要竭力把这一点儿残余印象也从她那儿夺走。”

　　我们也许可以根据伟大著作对艺术的讨论所提供的材料来尝试对艺术进行系统的分类，但说到明确的分类，我们只能找到一些零碎的片断。

　　比如说，许多作家都列举了七门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但是对于它们与其他艺术的区别、它们彼此之间的次第关系，没有给予详尽的解释。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对文法、修辞、逻辑（或辩证法）的阐述，就没有对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那么精心；他也没有分析前三门艺术与后四门艺术的关系——传统上将它们分别称为三艺（trivium）与四科（quadrivium）。

　　不过，我们会在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一书中看到他对这些艺术的讨论，他把这些艺术看作是从属于神学的研究。介绍这七门自由艺术也是圣波拿文图拉的著作《论科学向神学的复归》的主题。撇开它们如何相互服从这个问题不谈，特殊的自由艺术在伟大著作传统中有着如此丰富多样的讨论，因而对它们的描述不得不分散在不同的章节里，如逻辑、修辞学、语言对文法的讨论以及数学等章里。

　　在康德看来，“艺术可与人类的语言表达方式相类比”，而他所制定审美艺术的分类原则即“类比于人们互相之间尽可能充分的交流的方式”。既然语言表达“在于词语、表情和音调”，因而他发现了三种相应的审美艺术：“语言艺术、造型艺术、感觉游戏艺术。”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修辞、诗歌、雕塑、建筑、绘画、园艺、音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提出的分类原则跟康德不同。所有艺术都模仿自然这个原则，提示了根据各种艺术作为摹仿物的特征差异而互相区别并互相联系的可能性——诗人、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所摹仿的对象以及摹仿的媒介和方式各有不同。亚里士多德写道：“有些人使用颜色和形式……借助它们来摹仿和描画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舞蹈者的摹仿则只用节奏，无需和声，……而另一种艺术则只用语言来摹仿，或用散文，或用韵文，都无需和声。”亚里士多德主要讨论诗歌这门艺术，没有在其他审美艺术里展开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