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任何一个大观念，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什么人来谈，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而涉及人们在传统上是怎样讨论哲学本身的，这些困难就来得更加严重。“哲学”这个词的描述意义变化多端，有时指学问的这一部分，有时指那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指心智的某种态度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哲学”这个词不仅其描述意义变化多端，而且其褒贬意味也常常变化。用到“哲学”这个词，人们很少不是在对哲学方法和哲学业绩加以赞扬或轻贬，对哲学家的天职和性情加以赞扬或轻贬。

　　“哲学”一词的描述意义延伸甚广，在一端它涵盖科学知识的分支，这时哲学是对照诗、历史、宗教而言的，在另一端哲学主要是和科学对照使用的，这时哲学和诗、宗教联系在一起，被视作见地、思辨和信仰的作品，而不是科学工作。

　　说到“哲学”的评价意义，它有时是在赞颂对真理的爱和探求，赞颂追求智慧，甚至获得智慧。在另一个极端，哲学被贬为空洞的学问，无益的争论，以及基于无根据的看法所形成的教条态度。一时，哲学家名声很是好听，和智术师的可疑名声恰成对比；另一时，“哲学家”这个名称差不多恰恰带着和“智术师”相同的恶味。在社会的实际事务中，哲学常被视为无用，最多只是装饰，与此鲜明对照，说到理想国，则惟当哲学家成立国王，或国王成了哲学家，这理想国才能成为现实。

　　“哲学”和“哲学家”的这些意义变迁见证着西方思想史上的多次危机。它们也反映出我们西方文化的发展，反映出各个主要时代的特征。

　　例如，古代的伟大著作看来从未提示过科学和哲学的分野。某一特定部分的知识，如物理学或数学，不加区别地被视作一门科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知识的王座是智慧，要求得智慧，求学者就要沿着知识的阶梯层级而进，直至于最高的科学或曰第一哲学。配得上智慧美名的那种知识应该怎样命名、怎样定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也许各有主张，但那是哲学探索或曰科学工作的终极目标，两人则无异议。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别，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章中有所讨论——前一章将知识的最高形式称作是辩证法，后一章则将各门科学的总和称作是神学；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些差别却没有影响到他们一致认为，哲学家是拥有知识而非发表意见的人，他的目标是智慧。

　　若说科学和哲学在古代也有点儿区别，那看来会是苏格拉底提示的一种区别：他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言下之意，那是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获取。除非你实实在在有某一门特殊科学方面的知识，例如数学知识，否则不会有人叫你数学家，但一个人被叫作哲学家，并不在于他已经十分智慧，而在于他在努力变得智慧。若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希腊人一直倾向于把哲学和以某种方式产生思辨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基础科学视作一事。

　　若把人的林林总总的学问、艺术、本领放到一起来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针对哲学区分出来的有诗、历史、具体生产的技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做出区分的。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拿诗人和哲人相比，对诗人颇不以为然。诗人是仿制品的模仿者，在意象和看法的层面上打转，哲人则高居于想象之上，达乎理念的层面，而惟理念才是知识的真实对象。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看来对诗人颇表赞赏，他说诗比历史更富哲学，因为诗涉及的是普遍的东西而不是特殊的东西。不过，在诗和哲学的关系这一点上，两人的态度有时又像是反过来的，因为柏拉图认为神话和诗为哲学提供了材料，可以蒸馏为哲学洞见，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感官经验才是知识的源泉，通过归纳逐步形成哲学知识的原理或公理。这样的区别并不影响两个人一致认为哲学家是最为优越的。

　　哲学体现了人的禀赋的最高发挥，胜于诗和历史，更胜于所有能运用于生产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看来并无二致，尽管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生活区别于政治生活，并且把最完美的幸福赋予哲学家的沉思活动，而柏拉图则在哲学家见识了真理本身的光芒之后把他带回到洞穴之中，从而能把他的智慧用于实践，治理他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同胞，——至少《理想国》是这么说的。

　　对于罗马作家，哲学的实践看来更重于哲学学说的内容。罗马皇帝奥略留斯问道：“什么东西能造就男子汉？”他自答道：“哲学，只有哲学。”哲学使得内在的自我“水火不伤，超乎苦乐，行而有义”。哲学使得内在的自我“直面来临的一切，安之若素，……最终愉悦地面对死亡，所谓死亡，无非是组成生命体的诸多元素重归于离散。”对于奥略留斯，他的皇宫像是继母，他为之履行义务，而哲学才是亲生母亲，给予他安慰与扶助。他告诉自己要“时常回到哲学，在那里休养”，惟如此，“你才能忍受宫廷里的种种，宫廷也才能忍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