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T: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代译序:探询人性的奥秘

    陈众议

    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出自墨西哥作家塞尔西奥·皮托尔（1933-）之手。塞尔西奥·皮托尔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是首次带着作品在我国亮相。①他不同于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魔幻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作家，却明显有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美作家的探询意识。概而言之，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关注的是集体无意识或惊世骇俗的表现形式，而塞尔西奥·皮托尔似乎更在意平凡人的不平凡禀性。换言之，他善于发现和表现被庸常遮蔽的人性奥秘。这种奥秘当非随处可见，却是可能的和合情合理的。

    ①另一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作为专家在外文局工作一年。然后是通过拙著《二十世纪墨西哥文学史》（1998）再次来到中国。"雅克丽娜·卡斯科罗是本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人生的一大段旅程中，她积累了不少关乎夫妻生活的庸常经验：冲动、争吵、背叛、危机和妥协。然而，在她弄断一只蟹脚、听到有人打开香槟酒瓶的瞬间，一切都改变了。她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所钳制，这种思想在她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使她永远变成了一个邪念迭出的女人。"《夫妻生活》由此拉开序幕。然而，女主人公迭出的邪念每每歪打正着，一步步直抵夫妻生活的奥秘：热情的一点点冷却，邪气的一点点滋长。

    我在另一篇代译序中曾经写到类似文字：多年夫妻成兄妹。朝朝暮暮，长相厮守，冷却了热情，增添了亲情；休戚是同，耳鬓厮磨，少了些好奇，多了些相似，能不成兄妹？朱颜绿鬓，新婚燕尔，容或不信；老夫老妻，则当如是观、如是感。但文学给出的，往往不同。文学需要非常。即或不怕清汤寡水，了无滋味，也难以阻止它的理想主义基因去违背庸常，粉碎多数人用平凡和习惯构筑的现实基准。就说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吧，他们可是人所共知、可比镜子的现实主义作家，但生出的却无不是非常，是个案，是悲剧：不幸家庭的特殊不幸，即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以不同的方式为"浪漫的爱情"牺牲"幸福生活"，并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相形之下，皮托尔笔下的雅克丽娜更庸常，她可以说是世间随处可见的那一类女子。不是吗？她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有过务实多于浪漫的恋爱和世代相因、约定俗成的婚姻。但血液中涌动的某些浪漫基因使她始终不甘寂寞，以至于最终红杏出墙。与此同时，丈夫商场得意。但故事并不因此而落入古来爱情和婚姻悲剧的窠臼。皮托尔懂得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而且他关注的并非诸如此类的轰轰烈烈、凄凄惨惨，而是普通夫妻生活的杯水波澜。俩夫妻吵了又和，和了又吵；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因由无非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真正的悲剧因素（背叛）倒反而被掩盖了起来。作者从女主人公切入，悉心探讨热情消弭之后的同床与异梦、疏离与猜忌，可谓入木三分。于是，在一连串类似于小题大做和无事生非的争吵与较量中，作品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雅克丽娜是如何一步步亲手将家庭拆卸并将自己引向毁灭的边缘的。这其中有诸多转折，它们庸常、简单得像无意中掰断一只蟹脚，但又每每于无声处惊雷轰鸣、狂涛骇人。这不正是许多普通家庭的忠实写照吗？在这些司空见惯的家庭纠葛中，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卑污与渺小得以深刻、淋漓地展现。

    皮托尔处理这类故事可谓得心应手。集子中有关婚姻、爱情的篇什都有类似妙处：简单之中见复杂，平凡之中现非凡。属于另类的有《布哈拉之夜》等少数篇什。这后一类故事直接指向形而上学的奥秘。因为是形而上学，它们无须证明其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或可信性，也无须提供庸常的情景。他们往往发生在遥远的国度，呈现的也是一种只有在神秘王国才可能出现的玄妙与恐怖。一如古老的诺斯替教，皮托尔的奥秘必须通过某种类似于古老宗教仪式的残酷体验方能显示。于是，主人公（旅行者）陷入了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但神秘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象之一，涌动在背后的是考验人性的种种诱惑、恐怖和未知。这时，"陌生化"效果出现了。性别的、职业的、民族的特征开始淡出，渐次突现的是人性的某些被文明包裹的"本质"因素，如怯懦与鄙薄、盲目和无知，等等。

    凡此种种，当然不是皮托尔的全部。皮托尔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的文学评论在拉丁美洲享有盛誉，他还翻译了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奥斯汀等诸多英美大作家的作品。他的创作和探索更是多方面的。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十余部，长篇小说多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短篇小说集《创造时间》、《大家的地狱》、《气候》、《没有此地》、《洞房花烛》、《布哈拉之夜》、《阿尔西米拉》和长篇小说《笛声》、《花玩》、《爱廊》、《驯鹤》等等。在长达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皮托尔有过很多次改变。比如从年轻时期的形式主义到中年时期的愤世嫉俗再到后来的从容与深邃。如此，他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从普通百姓到各色侨民，可谓五色缤纷。但比较一贯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往往疏虞情节，因此有时连复述都很困难；相反中短篇小说倒有不少称得上是妙手天成、引人入胜的。此外，他的早期作品多以社会丑恶为揭露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比较鲜明；后期作品却愈来愈丰富和晦涩，题材、人物、形式都充满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把作者和读者引向多元和开放，而是恰好相反，因为它们所揭示的大多是"庸常"人性在非常时期的丑陋与羸弱。于是，悲观主义产生了。它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于是，"老作家开始构思下一部小说。起先，他一如既往地翻阅别人的作品，但很快厌倦了。他百无聊赖……"这是《驯鹤》（1989）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