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我确实是在彼得?德鲁克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父亲在通用电气公司做了25年的管理工作，随后在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又干了10年的管理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克罗顿维尔培训中心（Crotonville），我父亲结识了德鲁克，从此以后便成为其忠实读者，书架上总是放着他的书。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我对商业并不感兴趣，但我还是浏览了父亲收藏的一些德鲁克经典著作，如《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和《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等。后来我加入了美国海军，当我在美国驻日本空军基地经营服务及零售业务时，我逐渐对商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又重新阅读那些经典著作。渐渐地，我也成了德鲁克的一名忠实读者。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99年之前，我都没有主动拜访过德鲁克。在这一年，宝洁公司正处于战略性巨变的风口浪尖，面临自成立162年以来最大的组织变革。我当时负责宝洁公司的北美地区—这个巨大的本土市场业务—及其新兴的全球美容业务。我打电话给德鲁克，问他是否能见我一面，他欣然同意了。在克罗顿维尔培训中心他与我父亲交谈之后，又过了整整40年，在加州克莱蒙特德鲁克那陈设简朴的家里，我和他终于坐到了一起，一起畅谈他思考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管理世界。

　　本来我只奢望和他谈一个小时，但我们却不知不觉地聊了两个多小时。当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来接我时，她也坐了下来，于是我们又多聊了两个小时。我们求知若渴。我每提一个问题，德鲁克便给出一到几个可供选择的答案。他总是敦促我选择并集中关注少数几个最有效的战略和决策；他试图让我理解在管理一个由知识型员工组成的企业时，所要面对的、独特的领导力挑战。

　　这令人愉快的第一次会谈奠定了我和德鲁克在后来6年里的谈话主题：如何激发并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如何在像宝洁这样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为创意和创新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如何建立敏捷和灵活的组织结构来响应并引导变革。后来，我们就开始探讨在他生命后期集中关注的另一个主题—首席执行官（CEO）的角色。

　　每当回忆起我们的谈话以及在阅读德鲁克的著作和文章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显得如此出类拔萃？在我看来，他的卓尔不群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德鲁克的基本准则是强调服务客户的重要性。正如他常说的：“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发掘并服务客户。”这句话朴素而简洁。在宝洁公司，我们把这条准则转换为“我们为客户工作”。以客户为导向的战略、创新和领导力是宝洁公司取得成功的基石，同时也反映了德鲁克对我们公司的影响。

　　第二，德鲁克坚持管理的实践性。德鲁克对于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理论或抽象空泛的计划不感兴趣。他这样写道：“如果不能迅速转化为踏实而艰苦的工作，计划只是美好的意愿而已。”我和他都非常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客户或竞争对手唯一能看到的是战略的执行。我总是能从交谈中得到一些清晰鲜明的真知灼见，并能迅速地应用到宝洁公司的组织业务中去。但德鲁克并不迷信战略的贯彻执行，他也相信战略理念以及做明确抉择的重要性。他说：“静心反思会产生更为有效的行动。”由于能够兼顾行动和反思，因此他的管理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并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德鲁克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化繁为简的能力。他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总是不停地提出问题。他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因为他集历史、艺术、文学、音乐、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各家之长，并从这些灵感之源中提出了清晰明确的问题并得出简明扼要的德鲁克式见解，为行动指点迷津：“管理是做好事情；领导是做对事情。”“掌控变革的唯一方法是创造变革。”“市场营销人员是客户的代表。”德鲁克留给后代最永久的财富是他教会了许多人如何提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