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用德鲁克的预言来验证我对于宁静革命的观察—因为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在预测及规划未来方面令人叹服。我提供咨询服务的那些企业正被它们周围的变化弄得头晕目眩，我知道他的忠告将会完善我对这些企业的建议。更巧合的是，我服务的几个企业，德鲁克在数十年前刚好也曾为其工作过。

　　2005年2月，我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拜访德鲁克，他的房子位于当地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一辆丰田小汽车孤零零地停在私人车道里。我回想起去年夏天我的初次拜访，那时我们刚刚开始讨论由我执笔撰写这本书的可能性。那天，我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开着车在这幢房子的周围转了三圈，才确认这的确是他的住宅。不过，平心而论，这是一幢优雅的建筑，但并不华丽，看起来就像我们普通邻居的房子，但有着与众不同的景观：花园是英伦风格的，主人在草坪上精心栽种了茂盛的植物，看起来非常迷人。

　　这次，带着这本写作中的书稿，我按响了门铃，照例听见德鲁克应道：“稍等片刻。”然后，我听到从房子里传来轰然的开门声，德鲁克打开门，解释说：“我不像以前那样敏捷了。”一种想法在我头脑里一闪而过：应该不是身体的原因吧。“很高兴见到你。”他握住了我的手说，“请进。”我们经过多丽丝的办公室和一个堆满邮件的架子，穿过整洁的起居室。一份《金融时报》正摊开放在长桌上。

　　我们坐在书房的一张圆咖啡桌的旁边，我坐在他的右边，因为他右耳的听力好一点。德鲁克喜欢轻松地聊天，但我们今天直奔主题，马上开始关于企业的讨论。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外部世界正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我开门见山地询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经理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提问时，我引用了商学院经典的提问方式：使经理们彻夜难眠的原因是什么？他笑着说：“我不知道。”

　　但现在，当我对他有充分的理解之后，知道他其实知道答案。他只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激励提问者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然后，他照例会说：“我来告诉你其他的一些事情”；或“我们再回过头来简要地讨论一下那个问题吧。”

　　我们真的立刻又回到了那个问题，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讨论问题时，德鲁克经常会兜圈子—从一些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开始，最后则以提出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结束。但无论如何，都始终围绕其独特的见解来展开分析。

　　德鲁克观察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另外一个关键时期：从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我们应该能预见社会以及企业将会发生急剧的变革。

　　在解答刚才这个问题时，他并没有从经理甚或从科学的角度开始讨论，而是大谈特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事情。他说，这是第一场以产业力量而非军事实力赢得胜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产业不再是辅助的力量，而是主要的战斗力量。事实上，在最初的6个月里，美国制造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数量，比希特勒及其幕僚所认为的美国人在5年里能制造出来的总数还要多。美国人把原来用于作业研究（运筹学）和质量控制的管理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将工厂由生产汽车迅速地改造为生产坦克，来满足战时的军需生产。他还提到我的一些毕业于史隆管理学院（属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使得他开始自言自语地谈起了对和平的看法—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必须是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和平—产业处于和平的中心而不是边缘地位。他沉迷于思维中，追述着由商业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德鲁克观察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另外一个关键时期：从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我们应该能预见社会以及企业将会发生急剧的变革。“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所有的变化。”他补充道，“但以后甚至连我们所买的每件产品都要发生彻底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