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男

    我的儿童时代是很幸福的。新中国和平、团结、朝气蓬勃的大环境和家庭内部安逸、温馨、充满人情味的小环境在我的心目中构成了和谐的统一。我自小沉浸在爱的海洋，感受到父爱、母爱，还有父母之间的无限恩爱。

    傍晚，我听到门外汽车的鸣笛声和由远而近的脚步声，知道是父亲下班回来了。他推开门，第一句话就是：“你妈妈在家吗？”要是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他的脸上立刻会浮现出一片阴云，一掠而过。我感到，父亲是非常需要母亲的，似乎是一天也离不开她。一有空闲时间，父亲就要带我们全家到公园散步，此时他就会放手让我和妹妹自由奔跑，尽兴玩耍，他和母亲则手挽手地紧靠在一起，亲密无间，边走边谈，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看得出，母亲是父亲最最贴心的人，是他绝对信赖的知己。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长大以后才逐步了解和体会的。父亲比母亲大14岁，他们在莫斯科相识时，父亲是阅历丰富、身经百战的革命家，在革命道路上经历过飞腾、胜利的辉煌，也尝到过犯错误、一落千丈的苦涩。母亲是刚刚步入生活的年轻姑娘，天真浪漫，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他们的生活经验、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相差巨大，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构成了交往的平台。母亲凭着本能的感觉发现父亲有别于她周围的一些人，他鹤立鸡群，有远大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当时父亲在苏联正处于逆境，尽管他作了多次诚恳的检查，共产国际对他的批判仍不罢休，而且往往言过其实，无端上纲上线。他被扣上“半托派分子”、“机会主义者”等政治帽子，使许多人不敢和他接近，唯恐受到牵连。父亲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需要他人的关怀和体谅。在苦闷中，意外遇到一位俄罗斯姑娘的爱慕和理解，对他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依靠。欢度蜜月不久，父亲因受到诬陷，成为苏联专政机构的阶下囚，母亲顶着极大的压力，毅然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她冒着严寒酷暑，走遍莫斯科的监狱，苦苦寻找父亲。找到父亲的下落后，又想方设法救济他。这种忠于真理、忠于爱情的高贵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心，把他和母亲永远连在一起。

    1946年，父亲回国后，向党中央、向各位老同志汇报了他在苏联的经历和遭遇，而且每次都强调说：“如果不是李莎，我可能很难熬过坐牢这一关。”母亲的行为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赞许，党中央批准父亲把母亲从苏联接到中国来。毛泽东会见母亲时，亲切地握手，说：“好同志，好同志！”1949年10月1日，父亲跟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母亲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况。今天，她回忆这些往事时，依然激动不已，眼里总会闪烁着幸福的泪光。

    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政府部长组织“国际家庭”，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议论。维持跨国婚姻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习俗、理念、待人接物方式的不同可能引起一些摩擦和碰撞。幸亏父亲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好些年，能够设身处地地替母亲着想，帮助她营造了具有浓厚的俄罗斯情趣的家庭氛围。当有人对这种“洋气十足”的家庭环境感到不解时，父亲耐心地解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习俗，应该受到尊重。李莎为了我，舍弃了祖国，放弃了她所习惯的环境，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她要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操之过急，我也需要为她顺利过渡创造一些条件。”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给我们的“国际家庭”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康生等人的诽谤、诬陷，父亲义正词严地予以反驳，用自己的党性作担保。他在致康生的信中写道：“李莎和我结婚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虽然她对中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至今还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是，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在以后的40多年中，母亲用自己的言行为父亲的证词作了进一步的肯定。“文革”前后的风风雨雨，父亲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她自己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这一切的磨难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母亲仿佛焕发出第二次青春，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出新一代俄语人才，也为中俄友好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各方人士的高度评价。

    如今，父亲和母亲相识相爱、忠贞不渝的故事已成为佳话。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梁柱同志依据亲身见闻和精心搜集的材料，和他的老朋友贺新辉共同撰写了一本生动、感人的书，奉献给读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历史，了解人生，更加热爱今日的生活，珍惜爱情，珍重情操，树立远大、美好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