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市委办公大楼内被来路不明的人开枪杀害，此后苏联掀起的“镇反肃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于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一个个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成员”、“外国间谍”等政治帽子，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迫害、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联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李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李莎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来往。”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李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李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将会实现了。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收发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给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于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趁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李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李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孰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让康生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于是，王明、康生等借机大整李立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李立三是不是“勾结日本特务”，有意向敌人泄密等可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