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难别亦难。李立三回国后，李莎留在莫斯科。这对患难夫妻，饱受别离的苦痛，虽然相隔万里，但两颗心却在两地相思，朝朝暮暮都在期盼着早日团聚。别离中两颗心贴得更紧了。李立三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委派，同饶漱石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东北调停小组的工作。每天同国民党唇枪舌箭，为争取和平、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一旦休息下来就禁不住思念他心爱的李莎和可爱的女儿英男。于是，他总会拿起笔来，给李莎写信，抒发他对她和女儿的思念之情；李莎也是恨不得插翅飞到李立三的身边，接到李立三来信，每信必复。这样，鸿雁传书，一封封书信由哈尔滨飞到莫斯科；一封封回信又从莫斯科飞回到哈尔滨。这些凄美感人的书信，合起来可以出一部《两地书》。只可惜这批书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没有退回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946年5月中旬，李立三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到延安。李立三见到毛泽东时，一开始就谈自己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汇报了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4个月的感受，衷心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李立三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他还拜访了刘少奇。刘少奇曾与李立三在安源时期、五卅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一起工作过，非常关心李立三的生活，提议李立三与他的前妻李一纯复婚，重新建立家庭。李立三婉言谢绝道：“李莎对我很好，我们感情深厚，她是我在苏联遇到的患难知己，且生有一女。”李立三请求党中央与苏联联系，尽快帮他把妻子、女儿接回国内来。

    此时在莫斯科，李莎要带女儿英男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有的说，那里落后，中国人口多，国家穷，别自找苦吃。有的则劝她在苏联国内再找婆家，重组家庭。母亲也舍不得她离开。但是，李莎像是吃了秤砣似的，拒不答应。她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李莎急不可耐，几乎天天到外事部门去催问，逼迫人家早点给她签发护照。她觉得与丈夫分别的时间太久了，她挂念李立三，他身边没有妻子的照料，生活起居会多有不便，她恨不得立刻飞到中国，飞到丈夫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