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出狱那一天，李莎与他彻夜未眠，听他说狱中遭遇。后来的年代里他又陆陆续续给李莎和孩子们讲了一些。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对外开放，李莎趁回莫斯科探亲之机，和女儿英男一道前去仔细查阅了当年李立三在狱中的档案材料，对他被捕审查的经过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苏联内务部最早的名称是“契卡”（非常委员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称“内务部”，后来改名为“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总部坐落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与克里姆林宫仅有一箭之地。这座阴森森的灰色大楼令人望而生畏，内院监狱关押着重要犯人，审讯、上刑、处决都在本院进行。1938年2月24日，李立三就被关在了这里。那天，因抓人过多，囚车不够用，他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押送下穿过市区，步行到卢比扬卡。牢房里拥挤不堪，只能就地而立，连伸手的地方都没有，李立三的腰带、鞋带被抽走，裤子上的扣子被剪掉，以防逃跑或自杀。同时，这也是他们增加被扣押者心理压力的一种手法。

    第一次提审，李立三就报了自己的真名，说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李明是他在苏联的名字。审查员一听就叫嚷起来：“混蛋！你还敢胡说八道，冒充中共中央委员！”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应使李立三马上想到，内务部根本不了解被抓的是什么人，抓人名单显然是由别人提供的。近几年,所揭发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共干部在苏联受迫害，都是王明、康生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有关名单或进行举报的。《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在李立三之前已先后入狱，只剩下谢唯真一人在狱外，以致《救国时报》在李立三入狱后不得不于1938年2月停刊。

    李立三的假案是套用当时惯用的手法杜撰出来的。首先，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例如所谓“编审工作中的政治错误”。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翻译出版的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这份资料由林达生任责任编辑，李立三负责编审。译稿中“党徒”一词引起了异议。王明、康生提出这是“政治错误”，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对林达生给以处分。同时借用此事，李立三进行指控，说他“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党徒’”，这是“蓄意蛊惑人心”、“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在林达生被捕后又进而诬告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等，并胡说什么李立三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来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

    为了给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寻找“依据”，苏联内务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当时仅凭犯人的“交代”，就可以马上送去枪毙。第一次审问，内务部人员就把皮鞭放在桌上，妄图给李立三一个“下马威”。二处处长沃尔夫松用连夜审问、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折磨李立三，进行诱供、逼供，甚至把一些经用刑后招供的人拉来“对质”，李立三还是坚决否认。沃尔夫松想迫使他“就范”，把他关进像棺材一样狭小、黑暗的禁闭室，用皮鞭、橡皮棍毒打，李立三仍不屈服。有时，利用他处于昏迷状态，逼迫他在“交代书”上签了字，第二天他一恢复体力，清醒后就推翻假供词，坚持进行反抗。

    李立三认为，这是异常严肃的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他觉察到有人想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一次审讯时，沃尔夫松就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大为震怒，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诋毁和诬蔑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坚贞不屈，决心斗争到底，他坚决要求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