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本是周之同姓、宗亲，又是平王东迁有功之臣，故武公死后，庄公继续在周朝做卿士，辅佐平王执掌朝政。但周平王看到郑国日益强大起来，也于心不安，于是试图削夺郑庄公的实权。怎么削夺？平王东迁后，主要靠的就是晋郑两国的支持，这个郑国不仅有功而且也得罪不起。唯一的办法是分其权。凑巧的是，这一段时间庄公忙于处理国内平叛之事，不能在平王身边理事，平王便想趁机叫虢公忌父参与政事，名义上补庄公之缺，实质上是要与郑庄公分掌权力。当然，这种做法，除了傻瓜之外，明眼人一看就知，更何况郑庄公是一雄才大略之主。庄公由此心生不满和怨恨。

    但是，平王毕竟是天子，他想给谁权力就给谁呀，你庄公再能干也只是一诸侯。庄公憋着一股气，就向平王打辞职报告，拜还卿士，退守藩国。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庄公知道天子离不开他，故而以此相威胁。平王自然也明白庄公的用意，知道他生气了。由于王室力量如江河日下，平王不敢真的批准庄公的辞职报告，只好尽力挽留，支吾着解释。无奈一方面庄公心有芥蒂，平王也心虚；另一方面，庄公也不想真的撂担子，平王也不敢决绝于郑，双方只得各退一步。但是双方又互不信任，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可能是平王想不到的。最后于隐公三年，双方提出一个折衷策略，以互相交换人质的方式求得妥协，平王继续保留庄公的卿士大权，庄公继续为天子效力。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内容其实只一条，就是周天子叫太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而郑国则派世子忽到周天子身边做人质。交换人质本是双方对等的，这一来，就把周天子降格到和郑国平起平坐的诸侯之位了。所以宋代吕祖谦谴责道：“（《左传》）并称周郑，无尊卑之辨，不责郑之叛周，而责周之欺郑。”

    其实，《左传》并没有责周欺郑，它只是如实记录这件史事。并称周郑，无分尊卑，是郑庄公做出来的事，与《左传》何干？事实上，《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对此表明了态度：“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吕祖谦显然是激愤于《左传》把周、郊并称为二国。他还认为，东迁之后，周“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盖由平王自为不振。如郑庄公为卿士，当用则用，当废则废，何必以虚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体”。这话貌似有理，其实却没有理会当时的历史情境？平王不是不想振作，实在是他能力有限，想振而振不起来，更兼君弱臣强，他也曾试图一振，想收回郑庄公之权，不就是一次尝试么？关键是他太心虚了。

    周郊交质，确实不好说罪责在谁。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他要削夺诸侯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站在郑庄公的立场，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周礼的立场来看，周天子削压诸侯权力，并不违礼，郑庄公打辞职报告也不违制。然而，他们妥协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谁想出这样一着损招？让周天子和诸侯互相之间交换人质呢？是谁出的主意已经无从查证，但总是周天子点头的。因此，身为天子的周平王自应知道这一做法之不妥，同样，身为诸侯的郑庄公，更应明了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看，周天子的做法似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己之举，而郑庄公的做法则是不顾纲纪，执意而为。所以后世多责庄公，自是没错。犯不着为他辩护什么。

    周郊交质，在春秋史上可以看作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王纲解纽的开端，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的时势已经来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谁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