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郑庄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在位四十三年，享年五十六岁。在平定内乱之后即着力于对外扩张，先后经历了14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基本上做到了战无不胜。

    隐公元年，克段于鄢，把共叔段赶到共国；

    隐公二年，伐卫，讨公孙滑之乱；

    隐公五年，侵卫、伐宋，报前一年诸侯伐郑；

    隐公六年，侵陈，大胜；同年长葛之役；

    隐公九年，以王命伐宋；又大败北戎侵郑之师；

    隐公十年，入宋之郜、防而归于鲁；同年宋卫蔡伐戴，郑围戴而取三国之师；

    隐公十一年，伐许；同年大败息侯伐宋之师；伐宋而大败宋师；

    桓公五年，繻葛之役，大败王师；

    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郑救齐大败戎师。

    再次，郑庄公颇有雄心壮志，具体体现在他行事果断，既敢作敢为，又能审时度势等方面。比如在这些战争中，有许多次都是别国先伐郑，而郑每次都必以回报。最后，于鲁桓公十一年春，郑在恶曹这个地方与宋、卫、齐结盟，郑国实力达到高峰，形成了一个小霸局面。如郭沫若先生就称“庄公在中原称盛一时”，徐中舒先生也说“郑初图霸”，开春秋霸业之首。

    目睹自己的王国里出现这么一个风云人物，作为周天子的桓王怎么能安坐于朝？他那“天下宗主”的面子往哪里搁？如果说平王之时，王室尚得力于郑国的支持，而郑国的锋芒尚且没有显露，平王可以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那么桓王之时，庄公的图霸之心已然昭明，实力也逐渐强大，桓公怎可能再忍再让？所以削弱郑国的实权，打击郑国的实力，就成了桓王即位之初的既定政策。

    无奈，桓王在积弱之际却碰上了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位23年，始终没能实现他的目标，相反倒成了对手的手下败将。鲁桓公十五年，也就是桓王23年，桓王临死之前还派大臣家父前往鲁国“求车”。《左传》认为这是一件“非礼”之举。按周礼，车与服只能由天子赐给诸侯，哪有诸侯朝贡天子之理？然而，桓王并非不知道，只是不得己而为之，原因在于，到这个时候，王室已经穷得连一辆车都置不起了。

    对这件事，《左传》作者认为，这是天子在求“私财”。

    因此，宋代学者吕祖谦便直言“左氏只有三般病”。“三病”其中主要是指记郑庄公，一是“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为列国；二是“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这种批评确实有事实依据。试举几例：

    一是隐公十年，宋公不王，郑庄公以王命伐宋。《左传》以“君子曰”的口气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二是隐公十一年，鲁、齐、郑三国共谋伐许，许君逃亡至卫；庄公让许大夫百里奚且许叔居于东鄙安抚百姓，让郑大夫公孙获助百里，并令其不可与许相争，在庄公死后即离开许国。《左传》叙述甚详，并以“君子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也。”

    读到这里，不免给人以《左传》的作者莫非是郑国人之感。他似乎是站在庄公立场替他说话。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左传》作者对郑庄公的评价是肯定。其实，这都是误读《左传》。《左传》作为《春秋》之传，并没有一句半句是从总体上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的，相反，《左传》叙事的重心不在人，而在事。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只是就事论事，某一件事做得好，合礼，就充分肯定；不合礼就指出为什么不合礼，他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字“礼”。这既是《左传》的良史价值的体现，也是作者历史观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时代意见。至于后人怎么看郑庄公，怎么评价桓王，那是后人的个人意见。他不可能如后人那样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样也不能误读古人。《左传》作者从不把自己的个人意见施诸于文字，《左传》的可贵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