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间共242年的历史。作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只是以当时周朝的一个诸侯国鲁国的历史为线索，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周王朝的大事。如元代有个叫陈则通的人统计，载有“侵伐”272例，“朝聘”154例，“会盟”198例，“杂事”（包括祭祀、婚丧、城筑、搜狩、田赋、地震、日月食、灾旱等217例，都是信实的原始记录，后世因而把这一段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这也是历史上以一本书而命名历史时代的唯一一例。

    那么《春秋》的作者是谁呢？说起它的作者，几千年来史家与学者大都认定是孔子。《左传》和孟子首先提出孔子“修”、“作”《春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后人如刘知几、郭沫若等人都认为这是《左传》和孟子在圣化孔子。事实上也是有道理的，《左传》成书一般认为是与孔子差不多同时，当是时也，人们怎么可能称孔子为圣人呢？

    到了董仲舒那里，《春秋》更进一步圣化：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

    太史公司马迁同样认同孔子作《春秋》：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儒林列传》）

    此外他还在《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报任安书》中都明确记载孔子作《春秋》。

    总之，在有汉一代中，孔子作《春秋》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钱穆就说：孔子在汉代，要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帝明王并列了。但唐以后的孔子，在人心目中，时时把来和佛陀与老聃并列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古代的史记理应当是史官之职，孔子并没有做过鲁国的史官，而不是史官的人不是能随便写史的，孔子为什么敢打破惯例“修《春秋》”呢？

    我认为，《春秋》的原作者本应是鲁国的史官，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笔则笔，削则削”。这也是汉人之所以要把《春秋》称为“经”而不称为“史”的原因所在了。称“史”，则孔子不能专享著作权。

    果然，到了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晋代有个大儒叫杜预的，他写了本《春秋左传集解》，就认为孔子修《春秋》不过是“遵周公之遣制”，明“周公之志”，而《左传》“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春秋》与《左传》相比起来，《左传》的意义更大。换句话说，汉人把《春秋》神圣化，而晋人则要把《左传》神圣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