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左传》正是由于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辉煌与争讼，才使得它既不入二十四史之列，也不如《史记》为大众所熟悉。如今，拨开历史上种种迷雾，平心来看，《左传》在很多方面要比后世的正史高明得多，清代刘熙载说得好：“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太史公司马迁不过是以文学的手法将其强烈的爱憎情感泼之于笔端，从而造就了一部鸿篇巨制，而无论是从史实与史笔来看，《左传》的价值与地位都不应在《史记》之下。

    第一，直书不讳，史识鲜明。

    写史，理所当然的是要实录，客观冷静。《左传》发挥的正是古代良史的这一优良传统。不似《史记》作者那样充满了个人的是非爱憎，爱其所爱，悲其所悲，材料取舍服从作者的感情需要。后人津津乐道的，如《史记》专门为失败者项羽立传，固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慷慨悲歌、荡气回肠的末路英雄形象，但也显示出作者立传以出奇为胜的“好奇”心理。

    其次，人们格外称赞的便是他对大汉开国皇帝与“今上”的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因为吻合现代人的阶级意识，因而倍增好感。事实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史家，是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的，其爱憎纯是出乎个人的眼光和心理。殊不知，如此书写显然不合作史的规范，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不得某个人的喜好，尤其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太史公如此匆促给历史人物下结论，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直接左右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典型的把个人意见等同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左传》则完全符合实录的良史精神，它的直书不讳，基本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礼”与“非礼”。合礼的录，非礼的也照录不误。同时还要直接点出，让后人一看即明。这一标准完全是时代意见，也是历史意见，没有掺合半点个人感情在内。因而，读《左传》给人以一种冷峻之感，同时也让后人深感史笔之可畏。

    第二，言简而要，事详而博。

    《左传》作为《春秋》的丰富与补充，同样属于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不仅丰富了《春秋》的内涵，也补充了《春秋》记事简略之不足。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价：“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堪为的论。后人津津乐道《史记》的文学魅力，其实正是发端于《左传》。《左传》记言，那种行人辞令之美，是《史记》所无法可比的；它不仅写出了当时行人辞令的史实，还写出其中的味道与意义。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宾媚人责晋”、“知罃对楚王问”、“戎子驹支责晋于朝”、“子产论毁垣”等,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左传》记事，尤其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同样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全书描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尤以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泌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把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而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史识堪称后无来者。再如那篇选入中学教材的“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其中并没有作者任何个人感情和意见在内，但读者读来如临其境如视其人。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代表着古代文字运用能力的最高水准。后来《史记》中的文学描写无出其右，不脱其范。

    第三，伦理视角，贵族立场。

    后人说史，向来标榜平民立场或平民视角，以此凸显他们的亲和力。在他们看来，似乎贵族生来就面目可憎，不可亲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贵族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产物，始终是平民的对立面甚至敌对关系。事实上，历史证明，催动人类社会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总是那个时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去古越远，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往往越不是平民，恰恰是出身贵族，是贵族中间一批具有人民性，能够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知识者。孔子就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平民，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努力学习贵族文化知识礼仪，以期能通过这种修身使自己脱胎换骨，跻身贵族上层社会。古代的贵族除了特写的时代之外，绝大多数贵族并不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除了吃饭、做爱亲力亲为之外，其它都须他人代劳。孔子对弟子们的培养就着重于他们的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道义，这是因为贵族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催发起人们追求高雅精致的人生，激发起人们摆脱低级趣味、愚昧野蛮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