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贵族”一词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遭受误解甚至批判，究其实，贵族源出于血缘氏族，其本义是指殷商西周时期那种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组成，各氏族之爵位世代相袭的制度下，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而成为尊贵的一族，即为贵族。这种贵族便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贵族地位的形成和持续，与他们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冯达文先生指出，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己是自然血缘与人文教养相结合的产物。到了春秋之世，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性，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己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如“士大夫交往总要以诗起兴”，借赋诗可以化解政治危机或缔结盟约，将帅之任用，亦常以：说礼乐而敦诗书为准，乃至有宋襄公为确保不失身份虽败不悔的例子。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富国强兵这种功利目标还不占首要的地位，整个社会还被笼罩在人文教养的氛围之下；士大夫亦并未被职能化而成为技术官僚，他们仍被浸润在精神气质的追求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族文化有如此光辉的展现并不常见，但影响深远。唐代有一段时期士人仅凭诗赋即可进身，以诗人而可治国，行事之作风如此地奢华，也可以说是贵族性的精神文化的又一次闪现。所不同的是，春秋士人为礼乐教化所陶冶，多温文尔雅，为儒者所尚；唐代士人渗透了宗教的丰富想象与出世追求，多浪漫狂放，为道家所崇。

    事实上，贵族精神或贵族立场与人民性并不矛盾，甚至在历史进步的征途上，人民性就往往代表着贵族精神。《左传》的贵族精神就集中体现在书中贯穿着的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都反复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平民提出来的，恰恰都是当时的贵族提出来的。

    《左传》就始终坚持了勇于担当的贵族立场。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伦理视角。伦理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差别之一。而礼又是伦理的核心内容。所以《左传》始终坚持以“礼”作为历史人物的评判依据。正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才催生出灿烂的先秦诸子时代，这一时代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