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院初建，戴季陶励精图治，颇想有番作为。全院只有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有冗员闲曹，年终考核，就被淘汰。有位汪振国先生，他的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他从外地来看那位同学，被拒绝，因为办公时间概不会客，只能在星期日到同学的家里去。那同学说：“每天八小时工作是极紧张的，就是准许会客也实在抽不出时间。”

    考试院的内部建设已具规模后，就着手建立各种官制官规。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经多次修改，于1933年通过立法程序，由国民政府公布，称为《公务员任用法》。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的一部官制官规的基本法。接着又先后颁布《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官吏服务规程》、《文武官员宣誓令》、《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这样官制官规就更为完备。这些官制官规虽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精神是“重法制，杜倖进，禁贿赂，惩贪污，天下为公，用人唯贤”。如1933年颁布的《官吏服务规程》中规定：“官吏须诚实清廉，谨慎谨勉，不得有骄纵贪惰损失名誉之行为，官吏不得假借权力以图本人或他人之利益，并不得利用服务上之机会，以加害于人；官吏无论直接间接均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债交易所一切投机事业；官吏对所属官员不得推荐人员，对其主管事件，不得为亲故关说请托；官吏不得馈受财物；对涉及本人或亲属的案件，应引回避。”这样的内容与精神，可说不错。当时国民政府确也锐意改进，其目的无非想长治久安，无奈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官风败坏，江河日下，终于导致最后败亡。

    为杜绝官场腐败，当时国民政府还实行高俸养廉。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官俸标准时意见分歧。一派人认为官俸如定得过高，人民不堪重负，而官吏收入与人民收入差距过大也不相宜；一派人认为官俸如不高就不足以养廉。几次讨论都没有共同意见，一度搁浅。然而后来定出的官俸仍是相当高的。特任官(如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中的部长、委员会的委员长)的官俸每月800元。又如简任官(共八级)，一级(中央各部部长、各省省主席)为每月680元，二级(各部司长、各省厅长)640元，以下每一级递减40元，最低简任8级，400元。再以最低的委任官来说，第一级月俸200元，最低的55元。从当时的币值、物价与社会人均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每月生活费10元就可维持。士兵每月只有3元伙食费。当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薪金60元，维持三口之家并不为难。这样看官俸标准实在不低。而事实上并未起到养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