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府已是第六个年头。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蒋介石攫取到政权。在与地方集团及军阀势力的混战中，他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这个政权相对地稳定了，于是他集中军事力量对江西苏区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虽然蒋介石亲驻南昌指挥，却都告失败。

    南京政府很快就出现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的颓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对当时南京的官场情况，说了这番话：南京政府每到星期六下午，大官僚溜到上海，狂嫖滥赌，抱着舞女尽情作乐；小官僚到夫子庙捧歌女，吃馆子。星期六这一天，认认真真戴了老花眼镜办公的，只有立法院的胡汉民，脚踏实地做事的，还有内政部的薛笃弼。后来胡汉民被软禁，薛笃弼投杜月笙门下当秘书。吴稚晖言下不胜唏嘘！这引起蒋介石身边的智囊和谋士们的注意，他们纷纷进言和献策。

    与蒋介石义结金兰、向以国民党元老自称的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他还说：“建立一个有效的廉洁的政府相当重要，应该整顿吏治，大力提倡礼义廉耻的道德风尚。”他还亲自撰文专门论述国民党“修身之本”的国民党党员十二条守则。

    “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端纳，也对蒋介石劝说。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并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结识，当时宋美龄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女。端纳后来在少帅张学良身边当顾问。在宋美龄的竭力促成下，他最终离开少帅投入蒋介石幕中。端纳刚上任，就想干出一番成绩，他竭力帮助蒋氏树立“平民领袖”的形象，走到民众中去，走到下层去，提出两项目标，在政府内部与社会上推行新生活运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运动。端纳还说，如果国民政府指望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必须拿出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给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个重要幕僚，南昌行营里的决策人物杨永泰(1880—1936)。这位广东才子(广东茂名人)，民国成立后历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广州军政府财政厅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还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保安司令。这时他正以军委会秘书长身份驻南昌行营，随侍蒋介石左右。杨永泰看到对苏区的四次“围剿”都告失败，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脱离民众，于是他向蒋介石进言：“蒋先生，中央大军历次进入苏区，都由于当地百姓不同我们合作而告失败。大军所到，百姓纷纷逃避，十室九空，粮秣无从筹措，差役无从征募，道路无人带引……我军深入，自然难以致胜。”“畅卿(杨永泰字)，你有什么高明见解？”蒋介石说。杨永泰于是不慌不忙地讲出一番筹谋已久的计划。杨永泰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即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共产党向来重视政治宣传，我们相对应地也要强化政治，加紧进行宣传。我主张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改造国民，使人人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从而匡正社会风气，也荡涤澄清我政府机关内的种种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他这一番道理说得蒋介石动了心。

    蒋介石就开展新生活运动和宋美龄商议，她一口赞成。她提出新生活运动可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这样基督教教会就可协助推进这运动，当能事半功倍。蒋介石觉得宋美龄说得有理，接受她的主张，并且要这位“第一夫人”来具体过问与领导。宋美龄自然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