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任援道既是设计骗局的能手，又是政治不倒翁。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觊觎华北。日本人采取分化、制造矛盾的策略，在日方的导演下，成立了以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援道的名字也赫然见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上。任援道原来与西北军并无关系，又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能够列入这名单，奥秘就在他在唐生智的驻津办事处时期与日本人就勾结上了，有了日本人的推荐，他也显赫在华北。

    任援道毕竟是骗子高手，抗战时期，两度为伪朝(维新政府与汪记国民政府)显贵，但他“狡兔三窟”，1941年就通过他的弟弟任西萍(军统特务)与戴笠取得联系。重庆政府还来个假通缉(这是他生平第三次被通缉)，以加强他在汉奸中的地位。日本投降后，他即当上重庆先遣军司令官，居然安然无恙。后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京沪，任援道即交出部队，蒋介石给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参议的头衔，他先销声匿迹住在上海愚园路愚园新村，不久即带着全家远走香港，从此逍遥法外。

    1948年，徐铸成(宜兴人，《文汇报》总编)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一天在同乡友人处看到任援道夫妇，仍嘻笑如恒，他还说，在九龙弥敦道中段开了一个酒家，请徐先生光顾云云。徐先生说：“像任援道这种人，一生出卖风云雷电，置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于不顾，也可说是风派的一种典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