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