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去同一所州立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玛拉和男友决定住到一起。玛拉知道她那“保守的”妈妈会反对。于是玛拉就在她妈妈去走亲戚的那几天从家里搬出。尽管接下来的局面弄得很紧张，她妈妈还是为女儿能够完成学业而自豪。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们一直保持着很近的关系。

    大学三年级时玛拉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看到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上进心，懒惰，一直要靠她工作来养家，他经常被解雇，因为他“不想从事一个与他身份不符没有体面的工作”，她解释说。离开他后，她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了新的关系，但是和那人一起“没有真正的性和谐”。就这样，毕业后她来到了海湾地区。

    玛拉的性早熟从来没有像其他年轻女孩那样影响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抱负。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就要来临之时，玛拉受益于文化观念的改变，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了对怀孕的恐惧。但是由于儿时受到贫穷和父亲的不良影响，导致她走进有伤害性的婚恋关系。

    在洛杉矶的一家舞厅，22岁的玛拉结识了32岁的杰克·迪安，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玛拉被他吸引有多方面的原因，杰克是“一个成熟稳重、工作刻苦、精力充沛、能保护你的男人”，也是“一位深爱着两个孩子的好父亲”，玛拉解释说。因为他的前妻不忠于他，杰克说他将一直恪守忠诚。“一个没有情人的男人，”玛拉激动地说，“天啊，幸好他不像我父亲那样！”

    不到一年，玛拉搬到杰克那里去，发现生活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意。杰克的前妻一旦发现他与玛拉在一起，就来找麻烦。为了支付杰克给前妻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玛拉和杰克不得不节俭着过日子。玛拉要一直工作来支付他们一半的生活费，由于没有受更高的教育，她只能找到那些枯燥的、工资低廉的工作。杰克不想再婚，玛拉在他家里的处境尴尬，这很成问题。他的父母和孩子都反感她。虽然杰克是个好父亲，但情感上他不能全身心地对她好。

    这种关系维系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玛拉发现自己怀孕了。杰克要她去堕胎。30岁的玛拉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可她又想起自己的妈妈那样艰难度日，她不能再去面对一位单身的“未婚”妈妈这个现实。然而，她最终鼓起勇气，给杰克下了最后通牒，他才勉强同意娶她。过了几个月，他们在一个酒乡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玛拉认为他们结婚就有机会过上好日子。

    可孩子出生后不久，杰克就开始有了情人，他向玛拉坦白了这件事。玛拉崩溃了，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我待在那里，因为我没有钱也没勇气离开他，”玛拉说，“没有福利补贴，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养活我和孩子，我不能重新过我童年的生活，那是一段灰暗的时期。”不久玛拉进入了一家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顾问。这一教育过程对她自己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我知道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玛拉解释说，“我们俩都有苦涩的童年，彼此间又捆绑得太紧，可能我们彼此拥有的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同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玛拉一边“莫名地痛苦着”，一边放慢同杰克分手的进程。

    玛拉的自信心空前下跌，她还不能离开他，但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沮丧，她也想找一个情人。她依然相信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出于绝望她才走这一步的。她开始了婚外恋，那个人比她丈夫年龄还大，她对他温情脉脉，那人对她也很好，他们的性爱很和谐，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这种开放的婚姻——杰克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玛拉找了一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持续了六年。玛拉认为这样很不健康，可她找到了心理平衡。然而，杰克对她的这种关系感到愤懑，耳边经常听到他的辱骂挖苦之声。

    由于有学历和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玛拉最后从家中搬了出来。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杰克难以接受，他花钱雇了一位出色的律师。在离婚财产分割上，玛拉几乎没分到什么。但是，杰克不像她父亲，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也没遗弃他们的儿子。他们成功地分担着照料儿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