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