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莉安个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区大学教历史和跨学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54岁。她热爱教学，有自己的家，经济上有保障。从我听到她的故事，到接下来跟踪调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经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俩都是1940年出生，来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独生女；我则是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俩的母亲都是由基督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俩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士，我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化农场城镇的律师。我们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和谐，信守婚姻直到白头偕老。吉莉安说她母亲在50岁时寡居，但她的第二次婚姻更美满。然而我们从十几岁起，都拒绝母亲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想成为家庭主妇，就像我们感觉到的，她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家庭生活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无独有偶，我们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成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想再重复我们的母亲的那种生活。

    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处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处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