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如果老板不付钱，医院会给他们救治吗？

　　谢泽宪：肯定不会。

　　子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谢泽宪：只能出院。发生工伤事故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比率高达53.9%，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工伤率位居第二，占37%。而在这些工伤高发的企业里，超过六成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八成以上的企业根本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3%，减发工资的占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5%和38.5%。子墨：工人上班之前会签一份对工伤有所保障的合同吗？

　　谢泽宪：60％以上的人没有合同。就算签了合同，也不会牵扯到工伤问题，老板会回避这些问题。

　　子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签合同就开始工作了？

　　谢泽宪：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一个工人当着我面说，他所在的那个厂天天招工。为什么？因为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他说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脚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人的生存状况与劳动力过剩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保证，如果社会力量不介入的话，他们为了生存会迫不得已，即便是火坑也要往里跳，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级司法、执法部门加大了劳动监察力度，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还远远没有构成一张强大的、真正能够保障工人利益的保护网。伤残工人的命运不仅悲惨，而且无助。

　　“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的调查显示，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还显得不足。没有人、没有机构告诉他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益，将近80%的工伤者根本不了解伤后如何获得相应的赔偿。很多企业对因工致伤致残者弃之如敝履。就算少数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他们又面临着工伤鉴定举证困难、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繁琐、司法程序漫长等诸多具体问题，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子墨：有工伤者公开要求赔偿的吗？

　　谢泽宪：有，但据我了解，公开提出赔偿的比率不高，而且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得通。受伤的工人没钱，没自信，没精力，没时间——打官司是要时间的，而且缺乏法律信息，不知道去哪里讨公道，不知道谁能管这个事。他们本身就处在危机中，还得靠自己处理好危机，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是需要很高成本的，他要衡量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是否能支付得起。有的官司虽然非常艰难地打赢了，但是老板不给钱，执法更难。

　　子墨：工伤这么频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谢泽宪：这涉及整个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工伤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尽管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也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它的宝贵性超过水资源、油资源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人是追求价值、追求意义的群居动物，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存活。目前这个群体面临的却是这种状况，这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生存。很简单的道理，所有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如果我们不爱惜人、不珍惜人，我们还能珍惜什么？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园区一片繁荣。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医院的手外科同样是一幅忙碌景象。在互联网上搜索断指医院，可以得到近千条介绍，绝大多数都位于珠三角。其实内地医院也有手外科，但大多设在骨科中，单独设科的极为少见。而在珠三角，甚至连小城镇的医院都设有专门的手外科门诊。虽然从医疗技术上说，算不上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这里却是全国领先。手外伤的诊治量太大，当然临床经验丰富。

　　在一家比较擅长治疗手外伤的医院里，病房、走廊、楼梯口……甚至连护士站里都躺满了病人。据说医院平均每天收治10例左右的工伤者，而因为床位有限和医疗费的问题，每一个手指移植或截肢的工伤者平均的住院治疗周期仅为两周。20多岁的小武来自贵州，一周前他的左臂在医院接受了截肢手术。子墨：你受的是什么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