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喝延河水度过青春年华的老一代文艺家，几乎都有过一段或从事地下斗争的非凡经历或征战沙场的戎马生涯。他们投奔革命队伍，哪里是为了当什么作家、艺术家，他们昼思夜盼的，就是如何尽早尽快地驱逐日本侵略者，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苦海中解放出来。著名剧作家、戏剧活动家、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教育家张庚同志的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当时文艺家们一切活动的宗旨：“如何把濒于灭亡的国家救出来，才是主要的问题，不管自己是搞文艺、科学或哲学，都是为了挽救这个国家，这是我们年轻时所遇到的环境。”

　　仔细看看这批战士的阵容吧：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为挫败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罪恶阴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女红军，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李伯钊；东北被日寇占领后，呼满铁路特别支部的重要成员，领导群众与日本鬼子进行过生死搏斗，救出马占山领导的抗日队伍，而后又克服重重困难，办起北满省委的公开日报《哈尔滨日报》，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建立过历史性功勋，后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任执行主席、东北文协代主任、东北文化部副部长的重要作家罗烽；14岁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19岁当了铁道兵师宣传队队长，随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征战白山黑水、大江南北，而后又踏遍三千里江山，担任起铁道兵歌舞团团长的重任，在一次行军中被敌机炸伤了一只眼睛，险些牺牲了性命，立了多次战功，成了闻名全军的曲艺作家，离休后仍笔耕不辍，成为新时期小品艺术开拓者的焦乃积；为革命从武汉徒步800里到延安，在晋西北等根据地，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分区司令员、团长、营长、连长站在同一个指挥的位置，亲身参加战斗，后来当了战地记者，著有1200万字的著名小说家周而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既平凡又伟大的文艺家，都以骁勇顽强的英雄业绩向人们昭示：中国老一代红色文艺家，之所以被冠以“红色”的称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首先是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艺术家。这一点正是我们老一代红色文艺家身上最本质、最靓丽的闪光点，也是后来者必须倍加珍惜、认真传承的精神财富。

　　对于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来说，人民的利益，党的需要是指引他们勇往直前的最光辉的灯塔。他们一生中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面临党的需要从无二言。林默涵同志本来是从事党团的地下工作的，后来，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党的安排，他又办起了杂志，先后编辑过《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组织决定，他一马当先发起组织“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肩负宣传部长的重任，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到了延安之后，根据党的需要，又拿起搁下多时的笔，挑起“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的担子。之后，党为了加强报纸宣传工作，又分配他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正当他把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的时候，组织上一声令下，他又告别了十分依恋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环境复杂险难的重庆，当了《新华日报》通讯课主任、副刊部主任。可是，一年以后，上海又需要他，于是他又匆匆赴沪，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情况时刻有变。工作刚刚有点眉目，领导又指示他办《群众》周刊。不久，他又坚决而愉快地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香港与章汉夫办《群众》周刊。一切编辑、组稿、写稿、校对、发行、生活管理全都承担起来。为了传播党的声音，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报道解放战争的形势，工作起来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全国解放后，上级先是安排他当国家文教委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后来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又不让他当副主任，只当委员。一贯听从党安排的林默涵同志，这一次也没闹丁点情绪，口气十分坚定地对党说：“那没有问题。”胡乔木同志要他不要管杂事，主要负责给中央写报告，并且要他住到自己住的那个院子里去。对这一决定，林默涵同志依然还是绝对服从，因为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对党表下了这样的决心：“组织上让我到哪儿去我都没意见。组织认为我去合适，我就去。”就这样，林默涵同志便立刻搬到胡乔木同志住的那个院子里，不为名不图利，甘当无名英雄，为中央写报告一写就是4年，尽管自己从前没写过报告，对写报告挺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