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不过，起关键作用的当然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同志。《白毛女》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疑与贺敬之同志政治思想的成熟、艺术修养的全面、写作技巧的娴熟密不可分。贺敬之同志原来也是个小神童，十四五岁读初中时就在成都、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后来在奔赴延安的路上还写了《跃进》组诗，其中第二首《在西北的路上》还在大名鼎鼎的诗人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过。到了延安之后，他如鱼得水，创作劲头大增，18岁之前又出版了《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两本诗集，炼出了过硬的童子功，为20岁时创作《白毛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毛女》是贺敬之和他的同事们为中国歌剧史创造的一大辉湟，迄今也没有任何一部歌剧可以与它比肩。《白毛女》之后，贺敬之同志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民歌、民间戏曲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艺，创作出《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之歌》、《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一大批内容深邃、艺术精湛，为一切诗派的诗人交口称赞的力作。文学（尤其是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否有功力和特色，是决定作品成败的最关键性的因素。贺敬之诗歌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完美程度，诚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老编辑王笠耘先生所评点的：“在诗的语言方面，我认为贺敬之在‘五四’以来的诗人中，是无与伦比的；是我最崇拜的南唐诗派（李后主派）在语言上的继续。”（转引自贾漫《诗人贺敬之》）我甚至认为：贺敬之和郭小川是中国当代诗歌天空的双子星座。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老一代红色文艺家在艺术上都是有着独到见解的大方之家，都是永不满足、精益求精的创新者。正如有的老艺术家所说：艺术总应该有些创造，要不断地有所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学习。艺术是永久的，总得探索下去。在这方面，素来被誉为“拼命三郎”的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艺术生涯中一些不寻常之举最为令人叹服。初到延安时，他根据抗战期间农村的艰苦条件，搞起了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的“田庄剧”。这种“田庄剧”虽然不太正规，但它能因陋就简，符合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演出效果不错，颇受群众欢迎。“田庄剧”很新颖独特，在我国戏剧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拍摄电影《中华儿女》时，凌子风也打破“不能从全景一下子拍特写，要拍中景，中景之后才能拍近景，渐近的镜头”等等清规戒律的束缚。远景一下跳到特写，不怕别人反对。结果片子拍成后，得到当时前苏联电影艺术家的赞赏，被人家主动要去，在苏联作为杰作观摩放映。后来，它还作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载入史册。拍摄《红旗谱》时，为了突出影片的地方特色，增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亲切感，凌子风又提出了一般导演不敢提的要求：除饰演春兰的演员外，其他演员都必须是在河北生活过的老同志。结果影片又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轰动了影坛，成了又一部红色经典作品。

　　享有“歌坛泰斗”美誉的歌词作家乔羽，建国初期就以《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优秀歌曲的词作者蜚声国内外。60年代中期，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中，又作为文字总管的权威作家，统领全剧的解说词和歌词的创作，深得非常关心文艺事业、对文艺具有真知灼见的周恩来总理的器重和信赖。乔羽是一位对自己要求异常苛刻、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且具有远大眼光，严格遵照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家。请听他对《我的祖国》歌词创作的回忆多么令人深思：“有时大家问我《一条大河》（即《我的祖国》）这首歌，我说如果我用当时流行的那种办法写，效果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打仗，唱歌的环境正是在坑道最艰苦的时候。也可以写身在坑道内，心怀天安门，放眼全世界……而且当时那样写更容易通过。但恰恰在这个歌里我没有那样写。如果那样写了，现在就没法唱了。所以要说经验的话，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当时倒是比较明确，不是糊里糊涂那样写的。当时我就不主张那样写东西，应该概括得更大一些。是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流行的政治概念来写，还是用最根本的东西来写，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首歌确实反映了一种很好的心情，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和喜悦。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强敌面前镇定自若，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散发出的英雄气息和那种献身精神，确实感人至深。”乔羽同志不被眼前的临时效益所诱惑，而是严格地按照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具有的特质去写作，在深掘人物丰富而美丽的精神世界方面精雕细刻每一句、每一字。乔羽同志对作品艺术表现力如此忠贞不渝的探索精神，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我爱中华》等歌词，更是让歌词为艺术魅力进入了一个更新、更美、更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