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音乐系不久，约七八月份，中央号召开辟敌后根据地。那时，根据地发展很快，要巩固它，就必须派大批干部去工作，因为日本人一进攻，国民党就撤退；日本人再进攻，国民党又撤退。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出现了大批空白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不知怎样好，需要有人去工作，去建立政权，动员他们，领导他们抗日。所以说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干部却很少。当时干部多集中在延安，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长征过来的人没有多少，也就几万人了。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去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党的干部、青年干部。所以，就把“陕公”全部、“青训班”、“工人学校”大部、“鲁艺”分出一半，还有“抗大”总校的派到敌后去了。那时，只要领导一动员，谁都愿意去，因为去延安就是要革命，要抗日就应该到第一线去呀。大家热情高极了，尽管谁都知道，到敌后去是要和敌人做正面斗争的，但都愿意去。

　　我们这第一批人浩浩荡荡出发后，还没有过黄河，就接到通知：让几个学校合并成立联合大学，叫做“华北联合大学”。我们“鲁艺”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部，“陕公”是社会科学部，还有教育部等。我呢，本是音乐系调出来的，过黄河后，就不让我搞音乐了，说：“你还是搞你的戏吧。”就这样把我拉到文工团去了，把几个学校搞文艺活动比较有经验的同志都集中到一起，成立了文工团。我们团在路上排了一个戏，是姚时晓写的，叫《棋局未终》，崔嵬导演，我是主演，演一个厨师，丁里演国民党市长，还有胡苏、老崔也参演了。另外，一路上还搞了些小的宣传节目。

　　临到过封锁线时，让我担任设营队长，在前面设营，就是每到一个地方，给各单位（连）分配住处。要过的封锁线，实际是封锁面：一条铁路、两条公路，还有一片平原。这一百二十里，全是敌占区。天还未黑，就开始行动，一路上都是跑啊！很多东西都丢掉了。有些女同志跑得都喘不过气来，有的拉着牲口尾巴跑，也有晕过去的。渴得没有水喝，就喝牲口尿。路上不能停，如果谁掉了队，非常危险，或者被俘虏，或者暴露了队伍的行动，因为除了保卫过路的三五九旅，别人都没有武装。三五九旅也就是前面一个团、后面一个团，一掉队就十分危险。所以，几个人架着一个人跑。有的是两三个人帮助一个女同志强行过路。记得在铁路附近的臭水坑旁，有许多人趴下就喝。我因为在设营队，走在前面，看到趴了很多人，余秋里大喊：“这个地方怎么能停？！怎么能喝？！”并且马上在两面设起警戒线，因为一旦有火车经过，就会打起仗来。我在前面设营队跑得还好一点，后面队伍，特别是女同志，跑得艰难极了，有的是硬拖啊！

　　过了铁路后，渴得觉得什么都是好东西了。我当时看见路边已收过的玉米地里，玉米杆还在，嚼着玉米杆觉得甜极了，就装了几段，一路走一路嚼着吃，真甜呀！过了一个小山，遇到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村里人都跑光了，我们就在此休息。没吃的，看到老乡的地窖里有一点黑豆，我们设营队几个人就煮一点吃，然后放上一块钱。第二天一早走时，我还想着口袋里装着几根玉米杆呢，这时一吃，又酸又涩，完全不是昨天那个味道了，因为你喝过水了，再吃就完全不一样了。昨天还甜极了呢，因为你需要。你看，人们喝那路边的脏水也不坏肚子，因为都排泄出去了。

　　过了封锁线，遇到了我们整个队伍的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他说：“现在好了，到了我们自己的地区了，我们可以慢慢走了，愿意走的可以走它个六七十里，不愿意走的可以走二三十里……”他正说着就听“轰”地一声炮响，接着来了几个通讯员，向罗司令报告情况。原来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前面必须经过的山口，并埋伏下了人。这时侦察员找来一个老羊倌，他知道一条日本人也没走过的路，老羊倌带着我们上山，一个山接一个山地跑。山上没有路，天又下雨，上山还好说，下山就难了，没有路，都是滚下去的。例如，侯金镜（原文艺报主编、文革中死去）眼镜也摔坏了，浑身像泥猴。一个个都是这样。这还不算苦，到了山下遇到一个四十多里路长的河沟，全是鹅卵石，在延安出发时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双草鞋或布鞋，走过这条沟后都没有鞋穿了。当时天上下着雨，地下蹚着水，当时正是秋天，走的这条沟看天是条缝，沟里阴冷阴冷的，冷得能冻死人，两脚踩在水里，都冻肿了，如果踩到一块平平的石头，真不想往前走了。记得，有一个小鬼坐在那里，说什么也不走了，等我们过去，他也死了；还有一个炊事员，背着个锅，也在那里冻死了。我们的军事教官是个长征干部，他也说：“我过长征的时候，都没这么艰苦噢，过草地过雪山都没得这么艰苦噢。”四十多里就这么走哇！大家相互唱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