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学美术的经历，可简单谈一点。

　　我1921年生在上海市松江县，我家三代人都是行医的，小时候就我一个孩子。我的父亲很喜欢书画，而且他也很喜欢种一些盆栽。现在人家要我回忆，为什么从小就喜欢画画，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总是讲跟环境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有家庭的因素。我具体地讲一点。我父亲的房间里挂了一张画，是任伯年的，是复制品还不是原作。那时候我父亲没有条件去买原作，但是这张复制品不是现在的复制品，是石印的，印了以后人工上颜色的那种。任伯年画了一个人骑了一个毛驴，那个人看见后面有一个推车的人。就是“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总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意思是你不要自己骑了毛驴，还去羡慕人家骑骏马的，你回头去还看见推车的，你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任伯年。

　　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邻居，他的上代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叫张祥河，这个人是刻美术丛刊的，有一种叫《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石涛的《画雨录》第一次就是在他的丛书里出现的。这个人后来在广西、广东做官。他的孙子叫张涛也很喜欢画画，常到我家来。他给了我几本启蒙时期的画簿，我就根据它来学。小时候我家里就一个孩子，家里鼓励得多，这样就慢慢地喜欢上了画画。

　　同时，我们上海市的松江县在明代的时候是很有名的。几十年以前，还是松江府上海县，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们这条小街上，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有用土法印彩色的土布作坊、染坊，有刻神像的店，有水印木刻糊纸牌的店铺子，还有用脚踏的车车一些玩具、用具等木器的最原始的手工艺品店。这条小街上民间艺术的东西很多，小时候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我念到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了，没办法再升高中，这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就是1937年了。日本鬼子就是从我们松江附近的靠海的金山卫登路以后，把松江城市都破坏掉了。我就跑到上海来，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学校里也学了不少东西。五四运动前后我们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介绍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也非常重视我们古代传统的东西。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受的训练不是很严格的，也可以算是很自由的。以前我认为这个学校好像很随便的，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它也有一个好处。这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的时候，我说我也要感谢我这个学校，由于学校里的学习不是很严格，我可以自己去自由地发挥。学校没有硬是叫你去学哪个流派，这个也可以算是两面性了，学校管理比较松，但是另一方面，这里面也有它的道理，没有扼杀学生选择自己所走道路的自由。所以一个事情有两个方面，处理得好就是长处，处理不好它就变成短处。当然学校严格的训练是很好的，但是严格得过分就把学生自己的道路堵住了，硬是要往这个地方走，再重新回头走自己的路比较麻烦。当时我非常感谢学校，主要的一点就是学校让我能够在学习的时候走我自己的道路。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后，我生病回到松江，在家里临摹一些印刷品，临了好几年。1949年，解放以后，我就参加了画一些普及工作的作品，先画一些年画、连环画。解放前有段时间我画画时也是很苦闷的，也没什么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呢？第一，当时社会混乱，坏人当道，假如你要真正画一些比较有艺术性的、比较有意义的画，也不容易卖得掉，而且也要靠社会上的一些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卖画，所以很苦闷。看到那些画也是很庸俗的，没什么我们民族的风格。第二，我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是靠家里，因为家里是做医生的，我一面养病，一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