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之：要谈概况，我也只能谈音乐，其他的方面我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一到延安就到了“鲁艺”。1938年8月我到了“鲁艺”，是音乐系第二期。我到了以后，听说第一期也刚毕业不久。也不是毕业，那个时候“鲁艺”学制叫做“三三制”，就是第一个三个月是第一学期，第二个三个月是出去实习，然后第三个三个月又回到“鲁艺”来上第二个学期。那么按原定计划应该是9个月才能毕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第一学期结业以后，大家就多半到前方去了，到了前方，由于工作需要，一般就回不来了。第一期的，听说也就是八个同学。现在好些同志已经都不在了，像安波、郑律成，李丽莲。李丽莲当时是唱歌的，是个歌唱家。还有的同学可能现在都改行了，不一定搞音乐，不一定在文艺界了。第二期同学就多了，有将近四十个。现在好多音乐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是第二期的。

　　李群：他们第二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大堆广东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就说他们是广东佬，像李宁、梁寒光，李鹰航，还有郑波为，叶宁。叶宁不是现代艺术局的这个叶宁，他现在在绥远工作了。另外还有李焕之。

　　李焕之：都是不同时间从不同的地方去的，但是在一起正好广东人多。第二期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同志很多。有的情况找李宁呀，找那个王元方呀，他们都知道。第二期，当时我们“鲁艺”音乐系教员很少，吕骥是系主任，教员就是向隅同志和唐荣枚同志两个，一共就是他们三个同志。冼星海是11月初来的。二期音乐系，也可以说“鲁艺”在当时就是延安文艺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当然另外还有像“文抗”也还集中了不少的作家、文学家。还有些别的文学艺术团。但是“鲁艺”是集中的。从整个音乐工作来说，那个时候歌咏活动相当活跃，“鲁艺”的师生都经常出去教歌。那个时候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为他们创作校歌。

　　李群：负责教歌，也给老乡教歌。去给老乡教歌不是单独教的。经常帮助秋收，或是生产，甚至修飞机场，穿插着教歌的工作。

　　李焕之：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修飞机场的任务，就是延安城东门外，修一个飞机场。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开阔地，老百姓在那里修飞机场活动。

　　李群：“鲁艺”最早是在北门外，在北门外时间不太长，从1938年4月鲁艺建校，到了1939年7月底搬家，有一年多的时间。搬家搬到桥儿沟，要从城里到桥儿沟就必须经过那个飞机场，所以这个飞机场对我们来说熟悉极了。

　　李焕之：我们都参加劳动，那个时候“鲁艺”的同学参加修飞机场的劳动，休息的时候教老乡们唱歌，那个时候安波填了很多这种填词的民歌，相当流行。他编了一些民歌，抗战的民歌。编出来教给老乡唱，很容易上口。

　　李群：“鲁艺”出来的同学创作的作品都是容易上口，并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李焕之：我们10月底结束了学习，就准备要工作了。正好那个时候冼星海来了。正好是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头一天。第二天就轰炸了。（注：此处记忆有误，延安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1月21日，冼星海抵延安是11月3日。）

　　李群：冼星海那个时候是跟我一块来延安的。那时我出去了一下，我再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一个车，那个车是华侨送给毛主席的。

　　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冼星海，他当然不能把他的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因为一路检查非常严，从西安到延安要过很多的关卡，他这个身份要说出来，当然就不合适了。但是反正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冼星海。他一路也不大说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对他印象挺深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又挺尊严，又有点儿可敬可畏，老是抽着大烟斗，不大说话。他跟钱韵玲两个人，钱韵玲也不大说话。路上空气还是相当紧张的。这路上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走到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都未可知。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的。当然也许是西安办事处他会交代一下，彼此心里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路上一般不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