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学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呆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再继续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些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作了。后来40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后来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赏》是向隅。

　　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0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是《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八九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也好，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员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