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女儿》到《母亲》中间还拍了一个片子。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当做练习。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甚至于有一部电影，宣传总路线的，一个多月必须拍完，连剧本都没有，只有一个舞台剧叫《春风吹到诺敏河》，东北的，写合作化。那会儿我们党宣传合作社，为配合这个宣传，要拍这部影片。舞台剧的原作者是安波（这个同志牺牲了），我拿着这个剧本跟海默合作把舞台剧改成电影，两天两夜没睡觉，然后又四天四夜没睡觉分镜头，八天八夜没睡觉，第九天开拍。

　　外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附近的四十里的农村。白天拍完外景，吃过晚饭，坐着大汽车回到电影厂拍房子里的戏。拍完戏12点了，坐着大汽车回到农村去睡觉，天亮了起床拍外景。

　　这么拍了几天，人非常疲劳，连司机都疲劳。有一天晚上，拍完戏要回去了，我们有两辆车，一个吉普车、一个大卡车，卡车坐工作人员、演员；我还有摄影师坐吉普车，摄影机也放在吉普车上。大卡车拉着演员已经走了，演男主角的演员我没让走，我说：“你跟我坐小车舒服一点。”我们把胶片送到洗印车间，手续办好了，才坐车走。

　　离电影厂十几里路有一个火车岔道口。那个岔口不是正规的道口。因为在那儿附近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运土、运料都从那儿走，没有人管。我们过这个岔口时，摄影师、我的助理都睡觉了，男主角在我旁边坐着也睡了，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没有睡觉。当时司机实际上也在半睡状态。我在考虑明天应该拍什么，几个镜头怎么拍。我正想着，刚走到铁路这儿，只听火车“咣啷，咣啷“开过来了。我说：“火车！”话音刚落，“咣！”火车就给汽车撞了。

　　汽车压在火车道上，火车前边不是有那么一个铁东西挡着吗？汽车就挂在上面，跟着跑，而且横着滚。我心里清楚极了，撞火车了，全要牺牲了。头脑清楚极了，只觉得一会儿这个压在我身上了，一会儿那个打在我身上了，里边三四个人都在我身上“墩猴子”，像小孩玩哑铃似的。人在里边，“咣啷，咣啷”，车转来转去，最后“哗啦”一下，耳边就是“噶啦，噶啦”的声响，灯一亮一灭，车窗子滚过去又滚过来。我清醒极了，我想整个都要牺牲了，司机疲劳了，我也很疲劳了，不应该。我要早看见火车的灯光，就不应该上火车道。后边“哗啦”一下，汽车大梁断了，都拧成麻花了，把汽车弄散扔出去了。

　　我趴在地上想怎么回事？啊，汽车撞火车了。可是我的汽车呢？我几次遇险，感觉人在那时候最聪明。汽车在哪儿？我一下子趴在地平线上，通过地平线找汽车。一看远处，当时是夜里三点钟，有一个影子，那是汽车。我就跑，可刚站起来就摔倒了，我也受伤了。我爬过去，一看，只有一个空车蓬，没有底。我想，还有四个轮子呢？又找，找到了。我爬过去一摸车底下压着人，有棉袄。我说：“你是谁？”他也不说话。我就搬车，四个轮子朝天，我怎么搬得动呢！使劲搬也搬不动，坏了。但是是谁我不知道。当时我就冲火车喊，火车还在走，“轰隆隆，轰隆隆”。我喊：“站住！站住！”火车司机哪儿听得见我喊呢。其实火车已经开始在停了，但不能一下停下来，要慢慢地停。火车站住以后，有一个提着马灯的人下来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说：“你的火车撞了我们的汽车了。汽车上有几个人，你赶快找人。”火车上下来几个人，我就不管了。

　　对面是729分厂，就是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晚上灯火很亮，我从火车轮子底下爬过去，爬过去就跑，往工厂跑，跑着跑着掉下去了。工厂挖土挖了一个大坑，我掉在土坑里了，爬也爬不上来，爬了掉下来，爬了掉下来。我拍《中华女儿》还用了这么一个镜头，胡秀芝爬山，爬上来掉下去，又爬上来又掉下去，怎么也爬不上去，结果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后来不知怎么爬上来了，爬上来我就朝工厂跑，刚跑到铁丝网前要往里钻，里边有人喊：“举起手来！不许动！”警卫拿着刺刀对着我，我就举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