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也就住在他们这里，因为这里熟人多，办事比较方便。我住在这不工作也不好，所以就说你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张庚说：“你给我当校对吧。”我说行，我不白吃你们的饭就行。张庚看我每天晚上都校对，经常搞到夜里两三点回来，他后来也就和我一起校对，这样我们能早点回来。张庚后来找到了一个铁路上的学校，相当于中学的样子，他去当教员。

　　我还在码头工人子弟学校，学校后来让我去一个部当教员。这样我就一边工作，一边结交新的朋友，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逐步扩大剧联的力量。后来还认识了现在在戏剧学院的刘露。他们当时有一个个体的剧社，他们很想演戏，但没有人组织他们，我去了以后正好把大家联合起来。我们设法在学校找到一些学生，这样主要演员有了，群众演员也有了，就可以工作了。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演田汉改编的《卡门》，张庚参加导演，刘露当然可以搞舞台美术也可以导演。戏排好后，怎么样安排演出？当时是3月，一般“五一”是不能活动的，国民党控制得很严的。可当时我们通过武汉的朋友与国民党的关系，居然也批准了，可以在5月上演，但要放在靠后一点，不能在“五一”前后，后来大概在二十几号演出的。这是我们剧联成立后的第一个大的活动。

　　《卡门》演出后，国民党发现这个戏是田汉改编的，就不让演出了，后来还查我们是通过什么关系搞到的演出许可证，大概总共演出了三四场吧，开支很大，要租场地、置布景、置服装等等，这些都是武汉的几个朋友出的钱。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在码头工人子弟小学教书，也不是国民党的正式学校，而是工会组织的，所以工资不高，无法拿钱去搞活动。

　　我们不能演戏了，还要想办法搞点别的活动。这时正好得知武汉有一个“武汉书报流通社”。这是哪些人办的呢？就是后来在作协的那个王润书，他那时和几个学界的同志联合办了个报刊流通社。他们靠借书搞进步文化工作，通过借书来宣传革命的思想，革命的文艺。他们争取的方法是公开到市党部登记，这样市党部知道有这么个书报社，所以经常来人检查，这样也活动不下去了。进步的书刊不让摆，架子上只能摆国民党的东西，很受限制，很多东西无法公开，所以他们感到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赶紧跟他们联系，我们说你们把好的书给我们，我们也想办一个书报社。这时需要找一个房子，这房子就是陈荒煤家。陈荒煤当时正好是武汉高中毕业在家没工作，他也没有机会考大学，是待业青年吧。他自己住着一套房子，陈荒煤住着前楼，后楼空着放点东西。我们后来租下房子，就让他和他弟弟两个经营着这些书，借书给大家，把大家当朋友。半地下活动，要完全地下也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完全公开也不行，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不过当时也公开刻了图章，叫“时代书报流通社”。反正借书吧，也不怕你查。如果来查，我们就说是私人组织的，都是借给自己的朋友的。

　　我们跟学校讲好了，每个学校只能派一两个人与这个书店发生联系，不能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这样就公开化了，那就容易被发现了，哦！你这里还有一个书报流通社。因为陈荒煤当时是在法租界，所以那里的人不多。不能太暴露目标，而且我们一般是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这样我们把武汉的很多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了。

　　我们在演《卡门》这个戏的时候，还搞了一个活动，出了一个刊物。本来这个刊物是郭万仁和李丽编的，是他们在《时代日报》有一个副刊，半月刊，半个月出一期。他们主要是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诗歌、小说，没有多大影响。要是办得有影响的话，那也就成了无政府倾向。我们剧联成立以后，郭万仁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后来跟张庚商量了一下，把他们的刊物拉过来，成为我们剧联的刊物，同时也接受了郭万仁，因为他也是赞成一起找共产党的，我们搞武汉剧联他也支持，所以我们和他一谈报刊的问题，他马上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