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乐活动，在武汉的时候没有搞，不是不想开展，而是没有开展起来。当时省里女二中有一个音乐教员姓张，后来我们在音专也是同学。想和她搞一个合唱团，因为这个同学的艺术气质就是那种古典的东西。但是她们还没有自己的作曲，人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唱点外国的古典的东西，也感到没什么劲头，想把它搞成革命的活动，又没有东西写，介绍外国的革命歌曲，材料也不多。还有一点是，那时她只限于在她们的学校里，如果能拿到社会上来，有更多的人参加可能慢慢会好起来，所以基于各种原因，音乐活动当时在武汉没有开展起来。

　　我们是1933年的冬天离开武汉的，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想离开，因为当时剧联的各种活动很受限制。我们除公开活动之外，还搞些秘密活动，像在“五一”、“七一”、“八一”之前，发革命的宣言、标语。我们利用同学的油印机来干。晚上刻蜡版，油印出去分发。一是放邮筒由邮递员送出去。还有是写机关团体的名称，贴上邮票送出去。有学校的、有图书馆的、有店铺的，总会有人看一看，总是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几个人一同进店铺里去，装作买东西，有时也买点东西，偷偷留一点宣传品。有时到马路上贴，电线杆子上，一个刷浆糊一个人放哨，晚上经常干这些事情。后来听一些同学说，各个学校里正在查这些标语是哪来的，并且在抓人。所以感到这活动不要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只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力量。经研究我们决定主要还是通过书报流通社活动，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后来我的公开职业发生了问题，是因为我所在的码头学校的校长被捕了。校长被捕的原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网产生了问题。而我的那个地方也曾经搞过油印，我房子的对面是个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这里晚上总是搞得很晚。后来我生病住院时，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干完工作后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但学校这时告诉我，你出院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让我住到学校的校总部去，同时让我担任校总部的教务主任。而这个主任我做了还不到两个月，刚筹备开学，那个校长就被抓走了，这个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问题。这时张庚、郭万仁他们都已经走了。荒煤当时也是我们派他去的，本来是派他去参加苏区的代表大会，因为路途不顺，要绕道走，最后还是因为交通被破坏了，原来的联系都不在了，没能进去，后来又回到武汉，我们原来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党的关系，可当时我们也是傻瓜，其实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党员。

　　后来领导我们的这个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为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交通被捕的。就这样，我们的内部的领导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也没有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张庚，张庚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要不你来上海吧。我想那也好，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剧联一谈，剧联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关系都已经断了，来上海总是能够找到工作做。这样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开始需要在上海有个公开的工作或场所，所以我又决定考音专，三考，3次考音专的经历。我又开始了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在女子中学教音乐。更主要的是参加我们的剧联与凌晨乐小组的活动。

　　开始我们也试图在学校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做一些什么活动，后来发现学校很紧，许多同学胆子也小，说点什么事都偷偷地不敢大点声说话，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开展校内的活动。学校外面呢，在电影方面聂耳组织了一个为电影配歌的组织。可电影录完音了，组织也就散了，所以一句话，当时我们没能干成什么太多的活动。后来一直等到聂耳要走了，他介绍我去找联华的合唱团，还可以用他们的合唱团，可结果我去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合唱团，是电影需要配音的时候，大家凑起来唱两天，录音完了，也就完了。所以我感到也不能靠他们开展工作。